金融风暴下 底特律：消失的“唐人街”？

　　华人工程师的局限

　　1999年，廉闻宇进入通用CAD(计算机辅助设计中心)担任高级工程师，负责安全系统的数字模拟和数字模拟方法的开发，直到3年前，他才被提升为部门的主任工程师。

　　廉闻宇坦言，由于自己从事的工作相对超前，在金融危机冲击之下可能将会成为通用最容易放弃的项目之一，因为如何解决岌岌可危的生存问题才是通用现在的关键。现在，由75人组成的部门必须缩减到45人的规模，而这远远高于公司15％～20％的平均裁员指标。10年工龄，在通用公司其实并不算太长，而像廉闻宇这样的华人工程师则比比皆是，他们集中在公司各大研发部门，大多习惯每天在办公室里进行模型分析、数字演算、方法研究，为整车开发提供前期支持。

　　在通用CAE（计算机辅助工程）部门的王琳同样也面临这样的问题，现在她所在部门的裁员指标也被定为了30％。在她看来，前期开发的工作性质决定了自己所在部门的裁员率偏高。“因为必须首先保证现有的产品能够卖出去，而我们的工作是不能产生直接利润的。”

　　显然，在这场裁员风暴中，由于工作领域的局限，华人工程师受到的影响是直接的。加之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美国汽车公司已经将很多技术方面的项目“外包”给韩国、印度等成本较低的国家，以至他们如此感叹：“现在可以做的事情越来越少了。”

　　“汽车不像IT，在大萧条的环境中不可能进行直接裁员，为了下一次的开发工作，它必须储备很多的工程师，但现在美国汽车工业在缩水，肯定用不了那么多的研发人员，因此裁员对他们的冲击力度将会逐渐显现。”在福特汽车工作15年，并于2005年回国，现担任广汽集团研究院副院长的陈子棨如此分析。他同时指出，不同于美国工程师所集中的产品领域，海外华人工程师的工作性质都比较类似，一般都在相对枯燥而又有一定难度的研发部门，而相当多的关键岗位，尤其是管理职位上实际是缺乏华人的。

　　“做研发的多，做实验的比较少，这是由我们的教育背景和中国文化影响所导致的，”曾在通用工作，现为清华大学教授的周青这样认为，“中国教育环境所提供的是一种知识性理论，你看中国学生的动手能力、应变能力肯定不如美国学生。而且，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是比较重视自己的身份，他们不可能穿着工作服和生产线上的工人打成一片，而且语言和美国文化背景的缺乏也导致他们与美国人的沟通相对不太充分。”

　　一般而言，美国汽车公司内部会有两套激励系统，一是技术系统，二是管理系统，相比后者，前者的提升空间相对狭窄，晋升时间相对缓慢，有时候甚至七八年时间都很难提升一级。周青笑言：“很多人可能要在快退休的时候才能升到较高职位，技术系统的事业空间不是特别大。10年、20年、30年之后自己是什么状态，你只要看看比你年长的华人就基本知道情况了。”

　　“由于美国的技术领域划分得非常细，我们在美国做技术可能更多集中在某一块，其他缺的东西太多了，所以很难做得很宽，也很难达到一个高度，要坐到比较高的位置，也是很难的。”王琳的话应该代表了众多华人工程师的一个普遍状态。事实也的确如此。目前从技术转型管理的海外华人成功者非常之少，他们更多从事着单纯的技术研究，即使知道自己在技术这条路上已经走到头了，但安稳的工作状态、完善的社会福利、优秀的教育体制……他们依然选择和自己的家人生活在国外的环境之中。

　　裁员不等于失业

　　当这场裁员大潮开始袭来之时，尽管所在研发部门受到较大冲击，但是从目前现状来看，由于对生活还没有造成太多实质性的影响，华人工程师们更多只是一种恐慌心理，他们都在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考虑着下一步方向，回国也并非是他们的惟一考虑。

　　毕竟，裁员不等同于失业，当大环境面向公司全员进行精简之时，有心人也会发现小环境的人才需求。

　　韩军现在就在通用混合动力研发部门从事动力系统控制工作，他坦言自己的情况相对稳定，因为在通用新百年的新能源战略规划中，这无疑是一个承担着复兴重任的关键部门。“前段时间我们加班公司还会付给我们加班费，也需要更多符合条件的人才。现在因为其他部门裁员量较大，我们已经不对外招聘，可能会更多从公司内部人员中进行招聘。” 韩军介绍说。

　　已经有很多面临裁员压力的工程师看到了这样的机会，王琳就是其中一位，她也正在为自己的这一决定做着积极准备。虽然目前想去混合动力研发部门的员工比公司的招聘计划要多出整整15倍，职位竞争非常激烈，但王琳对于自己的优势认识得很清楚：“从事混合动力研发需要两部分知识，一是电机系统，二是控制工程，这两方面的能力我都具备，至少目前我还是比较有信心。”

　　只不过，如王琳这般教育背景的华人工程师毕竟是少数，他们的专业更多集中在传统的机械工程方面。“僧多粥少”局面，加之自身条件的制约，对于多数华人工程师而言，希望依靠进入“热门”的新能源领域来缓解裁员压力的可能性并不是特别大，他们更多考虑的，应该会是公司“主动创造”出来的一些岗位。上文所提及的通用鼓励老员工主动退休的5000人裁员计划在顺利推行，而福特也有相应的解决措施来提供更多的内部机会，因此，在裁员量相对较大的部门，他们将会有选择性地调动到这些空出来的岗位之上。

　　据悉，通用也正在将一部分“外包”出去的项目收回来组建部门，以内部转化裁员指标。因为以前在经营状态比较好的时候，由于有些工作来不及做，公司会与外界的相关公司签订合同，由它们帮助负责其中的一部分，比如内部装潢。但现在经营不景气的情况下，公司正在内部招聘人员以接手这部分“收回来”的工作。

　　当然，内部消化是有局限的，将目光放在美国“三大”之外，同样也还有生存的机会。中小规模且还能有“健康”现金流的零配件公司，正是储备人才的时候；日韩汽车在北美虽然同样遭遇“寒冬”，也正广纳贤才；而中国企业在北美建立或者即将建立的工厂和研发中心，更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选择。

　　至少现在能够看到的是，中国的民营配件企业——万向集团和天宝集团，已经在美国站住了脚跟，也招揽了大批它们所需要的人才。

　　如果已经对衰退的美国汽车工业失去了信心，或许跳出汽车圈也未尝不是一个很好的尝试，而底特律这座“混乱”的城市也的确没有多少值得留恋的。“只要你的知识体系足够用，那么走出底特律不做汽车，外州也会有很多机会。”王琳如是说。

　　廉闻宇并不排除会做出这样的选择：“汽车工业明显在缩水，公司规模也在缩小，现在有很多人都转去航天工业。如果我真的失去工作了，我也会选择波音这样的航空公司，因为我的特长是数字模拟开放，包括航空在内的其他工业领域都会有所需要的。”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华人工程师在美国还属于“稀缺资源”，大量失业的情况应该不会发生在他们身上，无论是内部调动还是外部机会，他们在当地依然还有着需求的空间。

　　2006年从通用离职回国加盟上汽集团，现负责北汽集团自主研发工作的汪大总就指出：“如果说现在回国的话，他们和我们那时相比，大的方面可能没有什么不同，都会面临重大决策，但现在整个大环境让人压抑，他们应该更容易做出选择和判断，但绝对不是说在美国找不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