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风暴下 底特律：消失的“唐人街”？

　　美国仍有“致命诱惑”

　　近段时间，打给苑文学的越洋电话就一直就没有中断过，曾经在底特律一起共事的华人朋友在抱怨美国经济不景气的同时，也纷纷向他打听中国的情况，以寻求下一步可能的方向。

　　供职通用汽车16年，于2005年年底从通用离职归国、全面执掌北京现代研发中心的苑文学，能够感觉到朋友们对于中国的希望，但他只能这样感叹：“很多人都想回来，但回来的人还是很少，金融危机给带给他们的影响更多是心理恐慌。中国虽是一个很好选择，但由于一些客观因素限制，他们并不能马上将想法付诸于行动。”

　　对于海外华人而言，家庭无疑是他们考虑的第一因素，尤其是孩子的教育问题，总让他们无法做出决定撤离美国这一属于“孩子们的天堂”，即使在面对国内企业多次递出“橄榄枝”的时候，他们也不得不暂时回绝。

　　看看已经回国的那些“海归”们，子女大多都已经升入大学或者步入社会参加工作，而底特律现在近4万人的华裔中，35－45岁年龄层次的占据多数，也就是说，他们的子女多集中在小学与高中阶段，周青就表示：“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不容易带回中国，无论是文化背景还是教育体制都难以适应，这是华人犹豫是否回国的很重要因素，甚至很可能是首要因素。仅从这个层面来讲，金融危机带给中国汽车工业的人才机会固然存在，但尚需一个时间过渡周期。”

　　3个孩子都还在上学、小女儿才7岁的廉闻宇，坦承家庭是自己回国最顾忌的因素，“我们的家庭是我一个人工作，如果我回去了，风险性很大，要想继续负担孩子在美国的教育费用以及房贷，我想是比较难的。”

　　一直看重生活稳定状态的郭跃华这样说道：“现在两个孩子，一个念小学，一个上高中，回国或者换学校对于他们并不是太有利，这是我考虑最多的事情，而且现在的家庭比较安稳，太太也有一份不错的工作，我想真正最坏的情况就是其中一个人失业，但应该说基本上还是能够支撑现在的生活，并没有什么问题。”

　　他还表示，自己身边的很多朋友也都是四五十岁的人，大家并不像年轻人那样满腔热血，很多方面都还是比较实际的，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回到中国之后，已经占据了中国市场的先机，后回的这批人无论是在事业空间、职位还是待遇上，所能够争取到的都已经没有当初期望的那么高了。

　　尽管能够对比中美汽车工业发展现状的天壤之别，也知道在中国可能有着自己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但他们却并不能动这个心思，因为自己的选择必须与家庭的需求、生活的稳定平衡起来，而他们也已经习惯了美国的生活方式。也许工作状态并不能带来太大的成就感，但维持现状却是他们的普遍心态。Daniel Li很真实地透露，对于“海归”这个话题，大家聚在一起交流的热度已经在慢慢降温，目前的经济形势、政治选举以及个人投资更能激发起大家的谈兴。“说句实话，该回去的也都回去了，不该回去的还在这里呆着，所以有时候也觉得这个话题不是那么有意思了。”

　　当然，除他们之外，华人工程师中还存在着另外一部分人群，虽然并没有太多的家庭因素限制，却仍然选择了暂时留下，因为他们认为，在美国更能看到自己事业的发展空间，而现在中国并不能为他们提供一个合适的工作平台。苑文学对此也指出：“并不是所有的人现在都适合回国，如果你所研究的技术范围相对超前，而国内在这方面的应用却不具备基础，即使回国也不一定能发挥你的专长。”

　　虽然美国汽车工业衰退是一个事实，但对于王琳并不意味着她的前景会很糟糕。现在，她正在为自己的EPS控制算法研究申请专利，她也非常希望将自己的想法运用到汽车产品之上，但如果选择回国，她并不能确定这个愿望是否能够得到快速实现。

　　她坦言：“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似乎并不是特别广，而从这个角度来讲，留在通用可能更容易将我的想法与产品结合，所以我暂时不会马上离开。”而且，如果这次能够顺利进入混合动力这样的新技术部门，她认为这将对自己的工作领域会是一个很好的拓宽，也有利于今后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如果自己各方面的能力都达到一定高度的话，我想将来要回国的话，也会更适合快速发展的中国对人才的需要。”

　　充分利用现在还可以看得到的机会，发挥自己的专长并拓宽自己的事业，并在这个过程中等待更好的回国的时机，和王琳拥有类似想法的还有Derek Wang。作为较早一批出国、又已经成为通用技术高管的他，这几年并非没有回国的打算。但在与国内企业交流的过程中，他发现自己的某些理念对于中国汽车产业而言太过先进，并不符合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现状。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在通用的全球体系下负责某一技术领域，熟悉在很多不同国家操作的模式体系，他希望自己能够跳出具体的技术部门而了解整车开发的全过程，并结合自己的全球经验总结出一套更符合中国的标准流程。“回去的话一定要带着一套系统的方法和标准，因为美国汽车公司对技术领域非常细化，单一的技术即使带回国内如果缺乏相应配套，并不能发挥太大的实际功效。也许几年之后，我就能实现我这样的目标，而中国的汽车市场也会发展到一个更高阶段，到时，我将会带着这一整套东西回到中国去。” Derek Wang这样说。

　　机会下的中国难题

　　金融风暴加重了美国车业的衰败局势，但似乎并没有让太多华人能够鼓足勇气迈出归国的坚定步伐。

　　“其实，回不回国，真的不在于我们自身怎么样，我觉得关键还是在于中国汽车产业的大环境能否真正提供这样的一个机会。”Daniel Li说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至今都记得，与国内企业众多研究院的接触过程中，除了上汽研究院院长高为民对他所从事的前期工程有所了解，很多人都感到陌生，无法形成概念。“我所了解到的中国汽车是逆向开发，基本还是停留在后期制造和生产，对于前期开发工作涉足非常少，整个体系并没有搭建起来，而且没有持续的产品系列计划和对整个研发团队的培养意识。”

　　在这些没有选择回国的技术工程师中，Daniel Li的看法是他们的一致共识，他们都觉得，中国汽车市场尽管空间巨大，但企业却缺乏一套流程标准走向规范化，对于整车开发缺乏全局观念，注重产品本身而忽略开发过程，因此在人才的需求方面也更偏向产品领域。但事实上，他们的技术专长并不是集中在这个方面，即使有回国愿望，但中国企业却无法真正意识到他们的价值所在，中国大环境无法为他们提供事业发展的平台。不过，即使是在国内外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的混合动力领域，韩军也感觉回国可能无法发挥出自己的才能，因为中国汽车的底子太薄弱了。

　　其次，中国企业的用人机制也让华人工程师们不能确定回国后的事业空间究竟有多大。从那些已经回到中国的“海归”身上，他们能够感觉到其背负的压力，因为既然是作为人才以“高价钱”引进中国，那么被企业寄予的希望非常之大，可以迅速将技术研发提高一个层次，并马上在产品上得到实际的反应。一旦未能实现预期的效果，企业则很有可能放弃中途进行的项目转而做其他工作。

　　对于这个问题，周青其实在当年回国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了。他曾经给中国自主企业的老总这样讲过，“自主研发实际就是靠经验积累，需要各个方面的人才，并不是通过一两个从国外挖回来的技术带头人就能做好，这需要一个研发团队，因为汽车开发是一套完整体系并非单纯某项技术。”

　　第三，过于复杂的中国企业文化，让早已潜心研究而又习惯简单生活方式的海外华人避而远之，他们不喜欢在工作中花费太多的时间去处理人际关系和内部纠纷，而曾经回去的“海归”中也的确出现过因为文化不适应而黯然离去的案例。对于相对保守的郭跃华来说，这样的情况更是让自己打消了回国的念头，尽管他承认自己在美国公司的发展相对有限，而国内更大的事业空间也是吸引他的地方，“但家长式的管理作风和上下级之间的沟通方式，我想并不利于自己回国发展。”

　　如此，中国市场对于海外人才的吸引，并不会受制于金融危机的爆发，而真正有意向要回来的人，是需要看到国内能够提供的更大发展平台。“他们不会因为美国环境的改变而‘被迫’回国，中国企业千万不要以为华人工程师已经待不住了，这样的想法并不实际。” Derek Wang提出了自己的忠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