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良：开创陕汽历史的人

　　“当地人并不欢迎我们。他们不知道我们是去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当地文化，而是认为我们去就会抢他们当地的粮食吃”

　　口述：陈子良

最让陈子良引以为傲的是，他参与了红旗轿车、吉普212、陕汽拖炮车等三种检阅车的制造过程

　　编者按

　　今年88岁的陈子良看起来精神矍烁，思维敏捷。为迎接《汽车商业评论》记者的采访，老人家特意穿了件红色T恤，以示喜庆。而在两次近七个小时的交流中，也许是太久远的历史突然触动了他尘封的记忆，也许是太长时间没有对外界如此倾述，他会经常停下来思索一下，间或从一个话题跳跃到另一个话题。陪伴他的老伴，亦会在旁边不时帮他重拾记忆的线索。

　　这位以开创陕汽历史而自豪的老先生，从12岁开始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下属的印刷厂当学徒，没想到，特殊年代的这段特殊经历却让他吃尽苦头——整风运动中他被打成“国民党特务”，文化大革命中他又被诉诸“三条罪状”。老人家曾想过自杀，还自己一身清白，但又觉得于事无补，倒不如好好活下去，让历史评判。说到动情处，他几度哽咽，几度老泪。

从1970年到1980年，陈子良在陕汽度过了难忘的10年

　　综观他与汽车的经历，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从1959年11月到1969年底，为北汽工作10年；从1970年到1980年，为陕汽工作10年；从1980年到1986年，为行业工作6年。在此之前，他还在八路军印刷厂当过印刷工，在延长石油厂做过厂长，在东北银行管理过印钞。

　　最让他引以为傲的是，他参与了红旗轿车、吉普212、陕汽拖炮车等三种检阅车的制造过程，每每听到国歌那高昂的旋律奏响时，他总会想起那些不平凡的年月。

　　陈子良告诉《汽车商业评论》，在那段最艰苦的岁月，他苦中作乐，不断鼓励自己走下去。

陈子良重回曾工作过的北京汽车厂（左边二楼第二个窗口是他的办公室）

　　（正文）

　　我今年快89岁了，身体很好，头脑也行，就是耳朵有点背。1918年我出生在江苏淮阳。小学三年级时家乡闹灾荒，家庭困难，在中央党部图书馆当工人的哥哥回家后，介绍我去南京，并把我推荐给左供当学徒（我哥归他领导）。当时国共已经分家，要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也容易也不容易，国民党中央党部里有地下党，负责人就是左供（后来的北京图书馆副馆长）。

　　按照条件，学徒要求满13岁，那年我才12岁，为进厂我虚报了一岁，所以我现在的真实年龄应该是87岁。

我在这个中央党部下属的印刷厂做工。1931年“9•18”事件爆发，一些隐藏的共产党员被枪毙，我们受到极深的影响。

　　1936年前后，社会上出现沈君如、周韬奋等人办的一些进步刊物。在抗日救国和共产党的影响下，我在南京参加了救国会。这个秘密组织成立于1936年，里面的成员都单线联络。救国会主要把青年人团结起来，组织大家在一起读书、讨论、研究，这个组织实际上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

　　当年12月，沈君如等被抓到苏州监狱，南京读书会部分人也被抓。当时仅南京就有好几十个读书会，包括学生的、妇女的、工人的，我参加的是工人读书会，实际上是职工救国会。被抓的这些朋友有的后来被放出来了。读书会中，现在还在世的就只剩张林（福建水利厅厅长）。

　　到延安去

　　1937年日本打到南京。原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是个秘密党员（公开身份是南京市市长），他给我100块钱，让我给一些无钱离开南京的抗日朋友每人5块钱。当时3块钱可到武汉，2块钱可以吃顿饭。在南京大屠杀前，我坐上最后一趟从南京开往安徽芜湖的火车。

　　到了芜湖，就相当于到了另一个城市。然后坐船去武汉，参加“青年战时训练班”，主任是杜重远（西安事变中跟张学良联系的共产党），总干事是严宝航，严也是个共产党员。我在武汉学了近20天，主要训练游击战术、爆破和搜集情报（当时叫谍报）。有时请一些名人讲课，如女作家谢冰心、杜重远等，还请共产党员讲游击战术。

　　学习后就分配工作。有三种分配方式：留在武汉，保卫大武汉；到新四军去；到延安或太行山去。我则要求到太行山去。

　　那时候北京、山东和南京都相继失守，我们从训练班出来的近100人往黄河北去。太行山还很乱，到处都是抗日救国军，连土匪也自称为抗日军。张学良部下一个叫吕正操的团长领着一队人马留下来打游击，华北这一带基本成为他的天下。他后来任铁道部部长，现在有100多岁了。

　　有些人一过黄河就跑了，当兵的则群龙无首。我们准备把这帮人组织起来，教育好后变成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从武汉到太行山，我们步行了六七天，然后坐火车。国民党查得很严，我们只好爬上火车上头躲过检查。

　　到了1938年，我们在河南、河北、山西等地组织了一个团的人，名叫华北十一支队，后因没有经费，无法生存，部队大部分被国民党河北民军收编。我和张林、吴因到吕正操领导的八路军三纵队，正赶上三纵队关干部到延安学习，便要求报名到延安去。

　　我们这200多人分成两个队，到山西后，日本人分成九路进攻太行山，我们边躲边跑，跑到五台山、晋东南，过黄河，到潼关，从潼关坐火车到西安。西安是国民党地区，我们不敢待太久，就是西安办事处换了个护照穿了件外套，连夜离开西安。

　　老百姓管延安叫“红区”，即共产党的区域。国民党的区域叫“白区”。我们从白区到红区，到了抗大。10月份左右，冯克也到了延安，只不过我们还不认识。延安也就那么一点地方，吃完饭后大家都在马路上散步，经常会看到毛泽东带两个警卫员散步。朱总司令有3个警卫员，包括一个牵马的。

　　那时延安只有一辆救护车，是南洋华侨送给毛主席的。有时候他过来我们这里做报告，就坐一坐，开不动时，我们还经常帮着推推。朱总司令出来主要是骑马。贺龙、刘伯承出来时就跟一个警卫员？

　　到了红区就到了边区，边区就是那十几个县。那时去延安的人太多，分不下后就在庆阳设立了抗大分校。我被分到庆阳，这个地方在甘肃，离延安有五六天的路程。

　　一直到1940年4月，我们这队人就留在延安上学。做什么呢？上面说：“这个山沟给你们这队。”那时一队100多人，分成12个班，一个班一个窑洞，住处就是窖洞，得自己挖。每班就发两把种地的镢头，延安的土是粘土，怎么挖还大有学问。当地老百姓比较懂，他会告诉我们怎么做。

　　窑洞的标准是四个拳头一个人，窑洞挖多深多高得自己计算，中间还必须留空位走人。土质好就挖快些，土质难就挖慢些。一般来说，挖一个窑洞需要十几天时间，我们轮流挖。运土的工具就是把根木头劈开，中间装个轱辘，砍些树条子编个筐放上去。窑洞挖好后先住下来，刚开始洞很潮，就拿些谷草铺在床上。这谷草是晚上拿进来，白天拿出去晒。盖什么呢？有的是毯子，有的是被子，有的甚至把棉裤往身底下一铺，棉袄往身上一盖就睡了。

　　挖好窑洞后，我们开始上课。教室就是堆土时从里面往外推，把底下垫高后，有的地方能坐上百把人，再把黑板往地上一竖，比较简陋。老师主要讲哲学、马列主义、党史和游击战术。

　　后来国共联合抗日，共产党在北边的军队被编为八路军，一共是三个师。之前我们还发点军棉军衣什么的，后来干脆不发了。毛主席写“亲自动手，丰衣足食”就是在这个时候。

　　怎么办？我们就在延安开荒种土豆。陕北地多人少，一个县几万人，陕甘宁地区总共才十几万人，他们种地不施肥，今年种这个山坡，3年种一次，再种另一个山坡，如此轮换。

　　女同志干什么呢？纺线纺纱去。那时候没有手套、袜子，每人发一斤或两斤羊毛，自己打手套或做袜子。这些事我都会做。但是没办法洗澡。陕北有句话，叫“下雨洗脸，过河洗脚”。同时，我们抗大学生每年发6个月的粮食，其余6个月得自己解决。

　　印刷工和油厂厂长

　　1940年我抗大毕业。我所在的二大队，尽管还不到1000人，但都是由各种各样的工人组成。当时条件很艰苦，有技术的工人不让出去。因为前方打仗死的人多，中央为保护这些技术人员，开始把前方干部逐渐往回撤。

　　我是有技术的印刷工人，属保留干部，就留在了延安的八路军印刷厂。那时党中央在延安有三个厂：八路军印刷厂；中央印刷厂；陕甘宁边区印刷厂。政府系统的印刷厂主要是印票子，但不是国民党票，而是边区适用的光华流通券。

　　在八路军印刷厂做了一年多后，1941年我被调到延长石油厂（现在的延长石油矿）。我到那里当副厂长，一干就是3年。

　　如果我不离开石油厂，到现在我还应该在石油系统。大庆油田的很多工人都是从延长石油厂出来的。这是大陆的第一个石油厂。我记得当时有一部讲开采石油故事的电影叫《创业》，就把这个弄错了，把它讲成了甘肃的一个油厂，那个油厂其实是延长石油厂分出去的。

　　1943年打油井，出现井喷（原油自动冲出）。由于出的石油没地方储备。我就去找朱德总司令。朱总司令给出主意说，可以炼汽油，炼点灯油。连毛主席照明用的蜡烛油都是我们制造的。

　　没想到，1942年开始的整风运动，我就挨“整”了。这一整就是3年，罪状是“国民党特务”。原因有三点。

　　第一条罪状，他们问：“你在国民党工厂里工作，每月拿多少钱？”

　　“16块。”我说，当学徒时是9块钱。

　　“吃什么？”

　　“大米白面。”当时南京没有小米，没有高粱。

　　“你拿16块大洋，吃大米白面，为什么不留在南京？你跑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吃小米，

　　吃那么多苦，不可思议！”

　　第二条罪状，他们又问：“你在国民党的印刷厂里做工，你印的书是不是反对共产党？”

　　我说：“是。”

　　他们不知道也不了解，我为何要去当学徒去做工，是因为家里没有饭吃才去啊。

　　第三条罪状，他们问：“你在武汉训练班时，那里都讲些什么课，谁负责？”武汉训练班有个全名，叫新生活俱乐部，负责人是宋美龄，当时我不知道。

　　“严宝航。”我说。

　　“他是干什么的？”

　　“新生活俱乐部总干事。”实际上，严是共产党，但当时谁也不知道。

　　我怎么变成特务了呢？不对，我不承认。3年“整”下来还是说不清楚。延安就那么大点地方，又被国民党包围着，出都出不去，他们还能去哪儿调查？所以很多问题没办法解释。他们就只有一个逻辑，你在国民党里读过书，给国民党做过工，那你不是特务是什么？

　　那时心里很委屈，想过自杀。我忠心耿耿地跑到这里来，他们还这么说我。但后来又想，不能死，死了说不清楚。也有不挨整的人：一种是陕北本地人，一种是长征的2万多人。

　　离开延安时，他们给我创造了一个名词，叫“挂事不挂人”。也就是说，我现在相信你，但以后发现不是这么回事时，你得自己负责。就这样，1945年9月，我背着“包袱”，随着1万多名干部去解放东北。

　　那时我是团级干部，有资格带毛驴走。团级干部可从两方面看出来：一是衣服质量，斜文布，吊兜，出门有马骑；二是享受技术待遇9块钱，那时毛主席才5块钱，营长团长3块钱，战士1块钱。

　　长春解放后，我被分配到东北银行工作，选上我的原因是以前做过印刷工人，去了后就能印钞。他们还让我在长春接收的日本工厂里招收一些工人，印东北九省的流通券。

　　1946年国民党进攻东北打四平，四平失守后，长春接着失守，我们退到哈尔滨，并在当地新招一些工人。哈尔滨准备不守后，我们搬着印钞机器退到佳木斯，名义上还是东北银行，但划归到总行后勤部管理。

　　不像现在，那时的银行都没有资本。武装军队打天下，打到哪里，票子就用到哪里。之前日本人把东北分成九个省，我们去了10万军队，哪里的人都有，并都带着自己的钱。

　　大家都在印票子，总得有个头啊。我那时归东北军领导，行长是东北解放军空军部部长叶季壮，后来我国第一任外贸部部长。我是厂长。

　　1948年沈阳解放，我们接收了沈阳造币厂。到沈阳后，我们把造币的设备、模子以及人员一起接收，按照民国三年的袁大头银元7钱2分重量999成分造银币。这是政治任务，就是银元重量不能低于7钱2分，同时，含银成分不能低于999。当时全国已经打土豪分田地，用麻袋装的元宝和金银器被火车运到厂里后，先用大炉子火化，压成片，再冲银并子，压印。

　　在沈阳一直干到1950年代。解放军进西南西藏时用的银元都是我厂当时造的。抗美援朝时我去朝鲜组建随军银行。我记得全国解放时，中国人民银行的第一批票子，有很大一部分就是东北印的。这就是造币厂对全国的贡献。

　　毛泽东汽车厂

　　1953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国家要求干部到工业战线去。我想我一直在工厂里干，包括在银行造币也相当于在工厂，后来被提拔为处长管钱才到机关工作。但我本人不愿意在机关里，于是要求到汽车厂去造汽车。

　　银行不愿意我走，但我坚持要去，我给东北局写报告。申请了一个月左右，他们终于同意放我走。当时还不叫第一汽车厂，叫毛泽东汽车厂。第一汽车厂是后来改的。中央给它规定的任务是3年建成，出人才、出经验、出车。

　　我8、9月份到的一汽，被安排到工具处当处长，所以我是一汽第一任工具处处长，任务是组织工具和筹建工具生产。

　　1955年我被派到苏联学习，去斯大林汽车制造厂学技术和管理。实际上一汽去了好几批人，包括江泽民和李岚清都在其中。去苏联不叫留学生，叫实习生。我学的是锻造，当时国内一般不用机械打铁，用模锻打铁的还没有，我是带头人。学的内容包括：模子怎么打，怎么修理，怎么装，怎么卸，以及炉子的温度多少，如何加铁，如何抽铁等。

　　在管理方面，我们就跟当地的班长、工段长和车间主任学，跟他们一起上下班，看他们如何分配工作。我们离开苏联的前一周，他们让我们尝试管理，看我们如何给上班工人分配工作，如何统筹安排，每一步每一级都有固定老师，他们手把手地交，所以我们都学得很扎实。

　　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实行封锁，苏联则无私帮助我们。斯大林汽车厂生产两种车，一种是四吨的卡车，也就是老解放。第一批解放在长春试生产时，连毛坏都由苏联提供；另一种是吉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坐的车。部长们坐的吉普车，是由苏联的高尔基汽车制造厂生产。

　　到苏联学习的工人和工长一般为半年，我学了一年。回来后任锻造厂车间主任，车间主任也就是厂长，负责安装机械，并调整组织生产。我从1953年干到1959年底，苏联也派有专家过来帮我们。

　　这期间最有意义的事，就是1957年“反右”和1958年“大跃进”期间，全厂都在打右派，但我的厂里一个右派都没有。为什么？我挨过批斗，吃过亏，现在要我去“整”人家，我下得了手吗？

　　何况我本人也有几个优势，第一，我是锻造厂车间主任，当时我们像苏联那样推行一厂制，厂长说了算。第二，我是老资格，从延安来，还是党委委员。而厂里面的中层干部都很年轻，资历较浅。

　　我帮过一些人。像何光远，他当时不满意天天开会，他说：“开会就能把生产搞上去吗？”实际上，我也反对天天开会，在苏联8小时工作时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绝不允许在工作时间开会。但我只能对他讲：“你悄悄的，不要乱说。”

　　厂里面还有一个职工，他家里是资本家，父亲死后把股票给了他俩兄弟，这一点他并没有隐瞒，到一汽报到时，他就向党组织汇报过这件事情。但在那个年代，这些问题都不是小问题。

　　像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当时的工会书记就想把他们揪出来批斗。我不说话也不点头，这样他们就不敢动，实际上是我保护了他们。

　　1959年我代表一汽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一汽在大跃进时造了红旗轿车，北京也出了井岗山轿车。献礼时我是带队人，我们送了35辆红旗轿车到北京，规模很是壮观，35辆车开过天安门，献给中南海和各个机关。其中4辆检阅成功。

　　献礼就必须见领导，见总理啊，见部长啊。赵尔陆部长要留我在北京工作。他先找我谈话，后来汽车局局长张逢时也找我谈话，我都没同意，因为我不愿去北京。在一汽多好啊，人很熟悉，工作也很顺手，而且一汽的人都来自五湖四海，干部水平也较高。

　　仿照苏联伏尔加

　　后来饶斌（时任一汽厂长）找我谈话，他讲了两句。第一句话是：“你去吧，我也要来了。”第二句话是：“北京汽车厂将来也要造小轿车。”当时饶斌威信极高，于是，我就到北京汽车厂任厂长，党委书记是冯克。在我来之前，“大干100天，出100辆车”讲的就是冯克经历的造井冈山轿车的那段历史。

　　当时北京名义上是汽车厂，实际上是附件厂，名字是1958年大跃进时朱德题字改的。附件厂由国家投资，主要为一汽服务，生产化油器、雨刮器、车大灯等，像坐垫、弹簧、仪表等。

　　我来之后开始造东方红。这车仿的是苏联伏尔加，机器一样，壳子一样，只是把头变变，把屁股尾巴改改。当时苏联伏尔加来海南试车厂做试验，到海南必须通过汽车局同意，这事归他们管。当时国内试车一般跑两个地方，黑龙江和海南。苏联车做热试验就到海南。

　　苏联专家过来时，还带了一套汽车设计图纸。我们就跟他讲条件，你要来试车，我们欢迎，但是希望把这份图纸留给我们。所以说这套图纸是讲条件讲来的。当时苏联的轿车分三种，一种是吉斯，副总理级坐；一种是吉姆，部长级坐；再一种就是伏尔加，机关局长坐。我们要求领导换车时都用伏尔加。

　　那时候，中国汽车工业已经有些基础了。南京跃进、济南黄河和北京井冈山、北京牌汽车都出来了。做伏尔加时，北汽有两辆伏尔加。一辆就是上面提到的苏联过来的试验车，被拆成一块一块的；另一辆就是北汽的公用车，厂长或经理出门时坐的，我记得是蓝色，这辆车是花钱买的。

　　大概是1963年、1964年的样子，我们从两三辆慢慢做到七八辆，然后开始做试验。按照规定，跑完3万公里后就被国家验收了。这个项目，国家投资2100万元，最后剩余200万元。

　　在北汽，我所经历的大事就是北京汽车改造。陈祖涛、冯克应该会谈到这一点。北京汽车如何改造，是一个点？一条线？还是一条街？引起了强烈争论。我主张设点，即把大北窑以北，包括中国大饭店、中国工艺美院、呼家楼这一片都划归汽车厂。这一片过去归北京市管，北京市说愿意交出来。

　　陈祖涛的主张是设成一条街，就是把以前北汽、北农机械厂、北京吉普车以及旁边的农机厂、北齿厂、北内厂、北京轴承厂按照一条街的方式来发展汽车工业。

　　段君毅的主张是一条线。段是一机部部长，文化大革命后做过四川省委书记，后来调回任北京市委书记。一条线就是从北京到大同连接起来发展的概念。

　　三个争论相持不下，各有各的理由。后来，陈祖涛写信给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后来的国务院副总理），表示一条街花不了多少钱，还连接了北京的相关厂一起做。国家最后决定，大家都不用搬家，按照一条街的形式发展。

　　定下来后就改造，指挥长是王纯，北京市副市长。我是厂长，也是副指挥长，负责执行，任务是出两种车：年产400辆的东方红小轿车和年产600辆的吉普车。

　　这两种车都成功投产，通过国家验收，但没有达到生产纲领。东方红年产也就十辆八辆，吉普车在我离开时还没达到1000辆。

　　后来就文化大革命了。1966年“5?16”彭真被撤职，最初我这个厂长仍然负责生产指挥。到了年底时就不行了，冯克先被夺权。当时两派人马争夺激烈，其中一派让我参加，我提出三个条件：“要我参加也可以，第一，科长以上的车间主任必须回到原位，听我指挥；第二，不能把共产党叫成刘少奇的党；第三，不能打人。”

　　那时往往是这一派拉我，那一派打我，实际上哪一派我也没参加。打我的一派，把我围在当中，推球似的，花样可多了。

　　我的罪状变成了三个：一个是苏修分子，一个是拖拉斯，一个是国民党特务，整风时遇到的问题又被提了出来。

　　为什么有个拖拉斯呢？拖拉斯是刘少奇主张，薄一波（国家计委副主任）执行的。当时粮食够吃了，农村市场也开放了，工业开始调整。汽车就搞拖拉斯，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公司。一汽是解放公司，北京是汽车工业公司，南京有公司，济南有总厂。我把陕西、西安、兰州这些厂都组织起来，成立北京汽车工业公司。我任总经理，冯克是书记。

　　1969年11月，军委主任秦平找我谈话，他说：“你的问题我们搞清了，你要加深认识。”后来我就解放了，但是生产也不管了，还早请示晚汇报。生产被军队管了起来。先是一个秦主任，后来一个范戈。实际上，部队里也分好几派。

　　我的情况在1970年基本调查清楚。解放后文革开始我就扫马路。北京吉普厂南厂大道以及厂房内的厕所都扫过。我告诉你扫地还有窍门呢，好多人把腰累坏了，我没有，我是一扭一扭跟着节奏扫，正好还可锻炼身体。扫累了，坐到马路边歇歇。造反派瞧见了，还会大吼一声“好好干”，他吼他的，我歇我的。

　　“有炮无车也白搭”

　　这期间，他们让我去锻造车间参加过劳动。但没两天，军代表又找我谈话，要我到陕汽去。他说：“党组织相信你，你应该感谢党，现在让你做革委会常务委员，到陕汽去，那边已经成立了陕汽筹备组，你去负责。”

　　实际情况是，北京汽车厂包建了陕西厂，北京方面要派人去。一听这消息，我也心情复杂。一方面，那时我50来岁，已3年没工作过，心里很不是滋味，做不了事心里难受啊。另一方面，当时我女儿还没上小学，爱人身体有病，胆结石加乳腺癌，不适宜长期离家。更何况，这件事本来也轮不到我。最初定的人不愿去，只能我去。

　　1970年春节刚过，我到了陕西。陕汽地址在陕西省山支山县麦礼西沟里，这是个山沟，什么都没有。北汽一共去了四五百人，有的住工棚，有的住老百姓家。

　　后来，我们以陕汽的名义在北京招人。本来打算招1500人，结果只招到1200人。当地人并不欢迎我们。他们不知道我们是去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当地文化，而是认为我们去就会抢他们当地的粮食吃。陕西省也不太欢迎我们。

　　陕西人老百姓有句话，叫“光吃辣子不吃菜”。当地的孩子，在馒头里放上辣椒，上学时一边走一边吃。我们这帮人不习惯，就给中央写报告，李先念为此特批三亩地给我们种菜。

　　筹备处带了一辆北京212到陕汽。当地老百姓哪见过汽车啊，开到街上大家都来看，说这是毛主席坐的车。后来我们自己盖房子，按照规定，每平方米房子造价不能超过400元，为了省钱，我们不用暖气。

　　我们把楼设计成一个门洞里三家人，然后搞个公共厕所。只是厕所没水冲，味道很大。有些情况你们很难想象。当地老百姓吃自己种的白面，我们吃不上。我们只能吃高梁面，把高粱穗子做成馍馍头或者面条，那面条一煮就硬，吃到嘴里还咯邦咯邦响，要是煮成稀饭，上面就漂着一层高粱皮。

　　建设陕汽是为了生产部队打仗拉大炮的车。项目由李先念亲自抓。以前天安门国庆拉大炮的车用的是苏联乌拉尔载重车，后来双方关系恶化后，他们不卖了，我们只好去买法国车JPC，但法国车很贵，换零件更贵。

　　苏联不卖，法国车又抬价，怎么办？李先念就讲“有炮无车也白搭”。为此，国家给陕汽厂投资约5000万元，年产量为1000辆，生产出来的车每辆5万元。

　　第一辆样车是在北京做的。我们把黄河、法国车和苏联乌拉尔这三款车结合起来，变成了自己的车。生产出来的第一辆车毛病很多，不是这里弱了，就是那里破了。我们就在弱的地方加强，通过试验改进并提高。直到现在，部队里还用这车，经过天安门的检阅车，后面那些拉炮车就是陕汽的车。

　　车的名字叫延安牌，现在叫延安250。第二轮第三轮我们边建设边试制边改进，试验三轮后，最后定型。我们把陕汽车开进中南海，由一机部部长周子健陪同李先念、谷牧副总理看车，他们很满意，说：“有车了。”

　　生产车间也比较简陋。比如说总装线，就先弄一条会转的线，上面排很多工位，两边都站满了人，你装什么，我装什么，区别开就行。油漆线开始是小零件，小巢子，后来建成一条线，现在叫涂装车间。还有发动机生产线，缸身、缸盖一应俱全。

　　从1970年到1980年，我在陕汽干了10年。这10年当中，我建了陕汽，并配套了游泳池和俱乐部。现在你们要是有机会去看还能看到。建游泳池是“弄虚作假”来的，用了基建的水泥的扬灰，自己动手挖的坑。

　　俱乐部是由工棚改造的，没有墙。开始不敢砌墙，先把架子搭起来。没有钱怎么办？我这个厂长也没有权力改变设计，只能“偷工偷料”去做。

　　那时候职工也没地方去，都是从北京过去的，修建这两样配套设施时，陕汽已经发展到4000人，在沟里看电影没地方，要是下雨更没地方可去。遗憾的是想建个篮球场结果没建成，没建成的原因主要是没办法征地。

　　可以说我给陕汽培养了一批人才。现在又有很多新人进入。如果说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后来“批林批孔”时，西安也闹，宝鸡也闹，但我们沟里面没闹起来。没闹起来的原因，主要是陕汽作风好，没有帮派搞五湖四海，我们领导干部很团结。再说陕汽的人很多都是北京知青，我们招人时都看成分，政治表现好，学习成绩好，易于管理。本地职工素质好。

　　1980年我被调到汽车局当副局长，我离开时，张玉浦（现陕汽集团董事长）已是技术部主任。1983年汽车局改为中国汽车工业公司，我任纪检组组长，一直干到1986年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