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剑飞：班组核算第一人

　　91岁的张剑飞是一汽第一任劳资处处长，他为你讲述自己如何将从全国来一汽的老工人及年轻同志一万多人的工资纳入国家标准，制定八级工资标准和班组经济核算制度

　　口述：张剑飞

　　编者按

　　我们关注过中国最早的汽车企业创建者，关注过最早的合资企业谈判者，关注过最早的汽车设计者，本期口述历史，《汽车商业评论》请原一汽劳资处处长张剑飞为你讲述他如何将从全国来一汽的老工人及年轻同志一万多人的工资纳入国家标准，制定八级工资标准和班组经济核算制度。

　　张剑飞，1916年9月25日出生于安徽省太湖县弥陀寺镇真君村，1937年开始参加抗日救国工作团，之后是参加共产党军队的戎马生涯。

　　在华东战场上，他随第三野战军第22军参加攻打宿北、莱芜、孟良固、洛阳、豫东、济南、淮海、渡江、杭州、宁波等战役，历任山东野战军第八师及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政治部民运科长、浙江省鄞县县长兼县委书记、浙江省委工业部科处长等。

　　1954年张剑飞被调往东北局，分配至长春第一汽车厂任劳资处处长。1956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制造厂（后为利哈乔夫汽车厂）实习一年，回国后任一汽经济计划处处长，这期间的突出工作就是制定班组经济核算，在全国广受瞩目。

　　1961年他调任国务院一机部汽车局计划处任处长，1962年任一机部生产调度局副局长。之后带职下放浙江省温岭县委书记。3年后，张回到北京，任一机部对外合作副司长，后任汽车总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局长由饶斌部长兼任，张主管全局工作。1982年中汽总公司成立，他由中央任命为顾问。1985年9月离休。

　　离休之后的张同样关心我国汽车业的发展。他被多家企业相继聘为咨询委员或顾问，成为中国汽车工业一些重大活动的见证者。

　　1996年，80岁高龄的张剑飞把在解放战争期间和参加华东战场部分战役，已保存了50余年的一本日记找出来，摘录其中主要内容，整理成《战地生活札记》。同时，他还将保存下来的全国解放后参加工业建设的记录和资料，尤其是1950年代到1970年代参加的去苏联学习和援建朝鲜、阿尔巴尼亚等国家的相关情况，以及到法国、德国、美国和日本等国考察汽车工业合资情况等内容，整理成《国外活动情况札记》。

　　1997年6月，北京有线广播电视二台的“汽车人”节目中，主要讲述的就是他这两段经历，张剑飞也由此被喻为“大别山的儿子”。

　　于2001年付诸出版的第三本书《无愧的一生——张剑飞回忆录》则完整记录了他的一生经历，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主要着笔于全局性工作和建设情况，而很少用笔墨描绘他自己。该书被赠送给其战友和后代留存。

　　在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白云路的张剑飞老人家里采访，给《汽车商业评论》记者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乐观、积极的态度。很多人离休后的感觉是“人走茶凉”，而这位91岁高龄的老人则称自己虽然不是每天喝“热茶”，但至少是喝“温茶”。

　　（正文）

　　战争生涯

　　1938年，安徽太湖县群众抗日救国委员会成立，我从此加入了革命队伍。组织对我们的要求是组织地方武装，推翻反动派政权，建立新政权。1940年，我在淮南根据地参加新四军二师，被分到青年大队后，开始过上军队生活。这期间，我学会了打枪，掷手榴弹，知道如何打击敌人。

　　1940年，我们近20人在张灿明领导下，到宝应县开辟新的解放区，主要任务是宣传抗日统一战线和怎样打日本鬼子，号召“男女老少齐来救亡”。有天傍晚，大约8点多钟吧，一个顽固武装分子张加金窜回宝应县银集镇，之前张就在这个镇组织了五六十人的高邮第二中队，后来叛变为反动武装，他是队长。他们的任务有两个：一是收缴民间枪支；二是抓我。

　　当时只有我在镇东头的镇公所，在这惊险时刻，冀德仁气喘吁吁地跑过来，二话没说，拉着我就跑。跑到东头大桥一里外，他才说：“张加金来抓你了。要是被抓住，他们肯定会杀了你。”冀是银集镇农民，出身贫苦，深受抗日救国教育的影响，从内心里热爱我们这些真心抗日的外乡人。

　　这是我参加新四军以来，第一次死里逃生。所以说，冀德仁是我的救命大恩人，让我终生难忘。

　　1940年年底，我突然患了伤寒，当时条件很艰苦，我就在县里治病，后来转到新四军军队医院继续养病。不久，日本鬼子对根据地进行了7天的扫荡，医院把病人全分散到农民家里，夜晚送药。我住在一家农民的牛棚里，地下铺稻种，盖一床薄被子，冬天乡下很冷，往往在半夜就被冻醒。那里，经常有病员因腿伸不直而不能站立和行走，我心里也很着急，在睡觉时强迫自己两腿伸直，避免腿神经萎缩。

　　病好后，组织仍想让我回部队工作，但由于身体虚弱，我回到淮南根据地高邮县，任县委组织干事兼机关总支书记。1945年的样子，我被调往高邮县县委担任城工部长，后任民运部长，主要做扬州市、镇江市城里的知识青年和工人群众工作，也做伪军工作，我们都采取秘密方式进行活动。

　　在战争环境年代，随时都要打仗，所以我们基本上白天休息，夜里打游击。我们所在地区靠近高邮湖，敌人老来湖面骚乱，那时还没有海军，我们巡湖大队就相当于海军，武器就是“铜板划子”，这是我们自己发明的，划子里前后都有钢板，我们蹲在里面，可以打到敌人，但敌人却打不到我们，甚至连敌人的汽油划子都能打掉。1942年，在一次战斗中，我们的区委书记、县委副书记和粮食局局长都被敌人抓到高邮县里，坐了半年牢，但他们仍顽强地与敌人斗争。

　　日本鬼子投降后，国民党开始进攻与我们只有一江之隔的南京。我们奉命北撤到山东临沂。这期间组织曾留两个排在敌占区打游击，我是负责人。后因敌情太严重，区党委组织又把留在敌战区的人全部撤走。现在看来，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否则留下来的人全都得牺牲。

　　行军到山东后，我加入华东野战军22军任民运科长，属团级干部。在1945年到1949年的华东战场上，大大小小的战争我都亲身经历了。从宿北战役开始，然后打开封、打洛阳，打孟良崮，打到济南，接着是淮海战役，打完后我们就过江了。

　　渡江后就解放杭州，最后打到宁波，也就是蒋介石的老家。我们的军队有三大任务：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同时也是工作队。1949年5月宁波解放后，军管会派我到鄞县当县长，这是靠近宁波的一个县。抗美援朝开始时，军队曾想让我回部队，当时浙江省省委书记谭政林不同意我走，说：“你把三大运动搞完后再回去。”

　　“三大运动”搞完后，抗美援朝也结束了。1943年我调到浙江省委工业部当科长，从农村工作到城市工作的转型。1954年我调往东北局，被分配到长春第一汽车厂，从此与汽车结缘。

　　八级工资标准

　　对于中国汽车业的发展，我有个初步认识，概括起来就是两个体制，即30年计划经济和20年市场经济，两个体制的分界线是1985年。我对计划经济的了解更深入一些，主要是与我的经历有关。

　　到一汽报到后，我就任劳资处处长。一汽基本上套用了苏联的组织框架。劳资处是新建立的处室，其他是大学生。让我管劳资，也说明组织对我的信任和重视。

　　一汽人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技术人员、大学毕业生，以及从各企业调来的老工人、各类管理人员近万人左右，如果再加上新招收的中学毕业生经过两年培训的新工人等，全厂共计近3万人。

　　这么一个大摊子，要按照国家八级工资标准来制定他们的工资标准，而且要把各地、各企业带来的工资标准统一纳入到吉林省政府规定的工资标准，确实是件复杂的事情。

　　为了稳定他们思想，我就按照一汽厂党委确定的原则，全厂各类工程技术人员、管理干部和各专业工人执行一个工资标准，在套改时尽量做到就高不就低，能套上哪级就为哪级。我用了近一年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最后经过反复测算和多次思想工作，让绝大部分技术人员、干部和工作的收入不减少，基本上做到了让他们满意。

　　我在一汽整整干了6年，让我记忆深刻的有这么几件事情。

　　一是1956年一汽建成开工时，饶斌厂长在大会上说，第一汽车厂有三个任务：一是出汽车，二是出经验，三是出人才。

　　回过头再来总结这30年计划经济中汽车业的成绩，主要就是建立了一批汽车厂，有了自己的设计人员，出了一批车。比如说人才问题，现在很多汽车合资企业的干部都来自一汽。

　　还有，一汽对汽车业的贡献，尤其是对军队的突出贡献功不可没。后来汽车业才逐步发展起来，比如说陕汽，留美专家孟少农回来后搞了五吨载重车；济南汽车厂发展了八吨载重车；一汽则出了个一吨半重载重车；四川大足出了越野车；北京搞吉普车等。我们的国庆检阅车，都是我们自己设计制造的。

　　再有，一汽打下了中国汽车工业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发展、搞合资就不可想像。

　　二是，当初支援建设一汽的人都是从地方转到企业，还不知道怎么搞工厂。1955年2月下旬，一机部部长黄敬到一汽检查工作，在会议上，他号召我们要努力学文化、学技术、学管理，要变“白帽子”为“红帽子”，要从不懂工业变得懂工业，要从供给制变为经济核算制等重要指示。

　　之后，一汽掀起了学习工业知识的热潮，除了上班时间，每天早上和晚上，大家都自觉参加学习，学习内容包括怎么搞汽车，搞生产，怎么搞管理等。说实话，我们这批人在农村就从事农民运动，在部队就是打仗，到城市后，过去在农村形成的那套作风和方法不适应了，现在我们要建一座大型汽车厂，如何管好工艺复杂、技术先进的现代化工厂更是不懂，必须得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虽然那时候学习挤占了我们全部休息时间，但我们心里都很高兴。

　　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1959年，邓小平到黑龙江检查工作，最后到一汽，他总结出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叫“两参一改三结合”。“一改”就是改革不合理的制度；“二参”就是干部要参加劳动，工人要参加管理；“三结合”就是干部、工人、技术人员要经常在一起研究汽车上的问题。这些话到现在还适用。

　　班组经济核算

　　要说我对一汽的贡献，可能就是班组经济核算了。这是按黄敬部长指示作的。实际上，经济核算跟我去苏联学习有关。从1955年开始，一汽先后派出500多人分三批到苏联斯大林汽车厂学习。我是第二批，主要学习经济计划管理专业理论和实践知识，对口学习的人员还包括李岚清、冯云翔、葛葆璇、吴忠良和陈杰等。

　　我在苏联学习了一年。白天在厂里听指导老师讲课，阅读相关资料，下车间熟悉生产制造过程，了解基层单位的经济管理工作。晚上回到宿舍，我们还在回忆白天的学习情况，遇到不太明白的地方，及时与其他同志交换意见，直到弄明白为止。

　　我的指导老师是位女同志，她是原斯大林汽车厂经济计划处副处长，在那里工作了几十年，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都很丰富。她把这些经验都毫不保留地教给了我们，让我们深受感动。一般来说，综合计划科的数字资料对外都是保密的，但我们却看到这些资料，现在想来真是不容易。

　　普洛崔洛夫是经济计划处处长，他曾出版过《厂内经济核算》一书。虽然我们跟他的直接接触不多，但他对中国实习生也非常关心，并注意纠正实习生中出现的偏重管理业务和组织管理的倾向，要求我们全面掌握经济计划知识。

　　苏联不提班组经济核算这个概念，他们主要是加强工人的经济核算，即全厂工作计划如何安排？怎么检查？他们一般是每个月检查一次计划，完不成计划的就要扣奖金。这一点他们执行得很严格。计划处长一般是厂长助手，厂长只管两个局，一个计划局，一个财务局，这是苏联的经验。

　　回国后我们先抓基础工作，内容涉及多方面，比如生产过程中的种种原始纪录，原始凭证和基层的报表与台账，各种定额，各种产品的厂内计划价和出厂价，工厂生产技术财务计划及考核与评价，有关计划管理的计量器具的设置等。

　　搞班组经济核算，说简单点，车间主任也好，班组长也好，你这个组生产什么部件，这个部件需要多少成本，对国家贡献多少，还能赚多少钱，每个人都要明白。当时计划处一共十几个人，管全厂的经济和计划，我们提出计划，由厂长直接批准，全厂执行。

　　为给经济核算创造条件，我们从1957年2月至4月在厂里开办经济工作学习班，要求厂、车间和职能处室外的领导干部要带头参加学习。同时，进一步定额，整顿原始纪录，建立制度，其中，原材料和辅助材料消耗定额等就有37种之多。

　　另外，我们还在工人中挑选思想好、工作认真、有定文化水平的工人兼任核算员，一般对他们培训20到30小时，共培养了500多名工人班组核算员，这样工人都知道本月或者本周一汽为国家创造了多少劳动成果。这个培训计划于1956年先在木工、热处理等车间进行试点，到1957年，全厂87%的工部，90%的工段，76％的班组实行了经济核算，全厂共有81%的职工参加了经济核算。

　　同一年，一汽召开千人大会，介绍班组经济核算经验。后来也有不少兄弟企业到一汽来学习。1961年，一机部组织所有搞汽车厂家相关人士到一汽开现场会议，由我们介绍班组经济核算经验。我记得当时有近百人参加。可惜这些材料都没有留下来。我们实施的班组经济核算制度比苏联更细致更深入，也更完善，在一汽支援建设的苏联专家对此也很满意。

　　一汽经济核算工作取得的成就主要归功于从苏联学习回一汽工作的李岚清、冯云翔、葛葆旋、吴忠良、陈杰等5位干部，我更多的是起了组织作用。

　　搞完班组经济核算后，我就被调到一机部汽车局任处长。

　　真正的创新很难

　　我在机械部的时间很长，前后近30年。除在调度局（1961年至1969年）和外事局（1969年至1973年）外，其余时间主要在汽车工业管理部门从事计划管理、工业总体规划和战略部署等工作。

　　1960年1月，国家成立农业机械部，原一汽厂厂长饶斌调任一机副部长兼汽车局局长，他从一汽厂调来科、处长以上干部约20多人，我是其中之一。以前在一汽厂任计划处长时，我只是抓一个厂的计划工作，现在要管理整个汽车行业的计划工作，对我来说既是锻炼机会又是考验机会。

　　到汽车局时，我先抓学习和调查研究工作。由于1958年大炼钢铁，工厂生产秩序被破坏，尤其是计划工作的基本制度破坏较大，没有精确报表制度和比较，统计工作也难以开展，因此，整顿工作成为当务之急。

　　1960年4月，组织上派我带一个工作组去哈尔滨轴承厂抓整顿工作，这是个万人大厂，生产任务很重，还有军工任务。厂长崔绍武和党委书记都是有地方长期工作经验而转业来厂的干部，对如何搞好企业也比较缺少经验。不过，他们对搞好工作有很大信心。

　　去了后，我们帮助他们把原有的一套管理制度先恢复过来，使生产处于正常运行。我们在那里蹲点3个月，使其生产秩序得以恢复。

　　在一机部的第二年，我开始负责援外工作。那时我们帮助朝鲜和阿尔及利亚等国家建工厂。我在朝鲜待了一年，帮他们建了三个厂，其中有电机厂和仪表厂。我们共去了100多人支援建设，三个厂都有专家组，我是专家组总组长。

　　我的任务包括几个方面：一方面起联系调节作用，一方面听朝鲜大使馆汇报建设进程，一方面还组织专家学习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著作。

　　在阿尔及尼亚，我们待了7个月，帮助他们建水电站。设备由我们提供，主要是一机部做的。领队的团长是水电部副部长，我是副团长，主要负责联系领导，交涉问题和解决问题。

　　1961年底，中央决定在中央和国家机关抽调300多名部局级干部，分别下放到全国20多个省的农村进行调查研究，调查材料可直接向中央反映。当时要求这些下放干部实行“三不带”：不带工资、不带户口、不带家属，3年后仍回原单位，下放的部局干部一律任地委县委副职。

　　我记得那是1962年初，被抽调的下放干部集中学习20多天，临出发前刘少奇主席在怀仁堂接见大家，会议由杨尚昆主持。2月初下放干部分头出发到各中央局报到。我和教育局长周一萍等10余人到华东局后，被指定到浙江省委报到。当时的省委书记江华、省委副书记兼秘书长林乎加等接见了我们。

　　他们说准备派我任温岭县县委书记。

　　我说：“按中央规定，我只能任副职。”

　　他们又说：“十年前你就在宁波担任县委书记，现在怎么能让你担任副职呢？”

　　我服从了省委决定，带了两个秘书过去。1964年1月省委又决定任我为省机械厅厅长。

　　值得庆幸的是，文革中我基本上没受到冲击。造反派曾找我谈话，问：“你是刘少奇派到温岭县里搞资本主义？”我说：“你们可以去调查。”调查结果是，我到县里是去整顿资本主义。

　　回过来讲，前30年计划经济，我感觉汽车上的问题就是散、乱、差。为什么？最初国内没什么汽车。1956年7月13日，一汽生产的我国第一辆国产“解放牌”汽车开下总装 线，从此结束了我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一汽出车后，好几个省都仿“解放”牌，又花钱，质量又不好，但这个问题一直没解决。后来建成的几个轿车厂还未形成规模，生产成本高，更没有形成自主的产品开发能力，技术主要依赖国外。零部件的基础更弱。

　　现在的20年市场经济我讲不清楚，就讲讲我自己的看法吧。这20年来汽车发展得很快，去年整个市场已超过了700多万辆，这个成绩不容抹杀。近几年来我们搞了很多汽车合资企业，某种程度上，汽车发展都是靠合资企业上去的。一汽－大众、上海通用、上海大众、东风日产、一汽丰田、广州本田等。

　　汽车搞合资实际上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那是1979年美国通用公司董事长墨菲来中国访问，就提到这个问题。国家计委根据墨菲的经验，给中央上报关于汽车合资企业的报告。小平同志批准了，说汽车可以搞合作，也可以搞合资。根据这个精神，1979年我和饶斌部长带领考察团到国外研究他们的合资经验。饶斌是团长，我是副团长，饶斌去了英国，我去了法国和德国，然后我们在美国汇合，再到日本，考察了一个多月。

　　我国第一个搞合资是上海大众，北京吉普项目晚些。我带领上海一个小组，包括翁建新，仇克（上海汽车公司经理）和蒋涛（上海机电局局长）。他们对上海汽车很有贡献。大众出资50%，上海机电局本来也应该对应出资50%，其中有10%资金不足，便通过汽车局从中国银行贷款。我们离退休的这帮人现在就吃这个10%%的饭，我们的养老金是通过国资委名义发放，实际是由上汽发放。

　　这几年来大家都在说要进行自主创新，我认为这个出发点不错，可做起来很难。实际上，现在很多所谓的创新并不是创新，就像换衣服，只是换了一下颜色而已，把白色换成了蓝色。汽车核心部件包括发动机、车桥和车架，其他的都零部件配套，要真正创新是很难的。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我觉得中国的汽车合资企业太多了。现在究竟有多少个合资品牌，很多人都说不清楚。过去汽车业的问题是散乱差，现在同样很散，到处都在搞。尽管国家认为汽车产能过剩，有些限制政策，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市场问题需要市场自己解决。

　　第三，很多企业的发展速度之快超出了想像。比如说奇瑞、吉利，过去一点汽车技术和汽车经验都没有，奇瑞还好一点，以前做过齿轮，跟汽车沾点边。我很奇怪，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搞汽车的。尹同耀也好，李书福也好，听说他们现在也发展得不错，我倒是很想见见他们，了解一下情况，向他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