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是“武”考。我们花费不少时间做准备，当天场面很隆重：实习车间主任的赵润普；几位苏方导师；看热闹的苏联工人；部分实习生都围在一起观看。
此外，莫斯科大学新闻系的中国女留学生张擎也手持相机活跃在车间现场。半小时后，当围观人群高兴地鼓掌并喊着“未来的中国驾驶室出来了”，我们3人已是汗流浃背气喘吁吁。虽然很累，但打心眼里自豪，因为所有安装都由自己完成。[更多]
红旗的光荣与梦想
我即将为你呈现的，仍是一段尘封多年的红旗往事：一项曾被列为最高机密的政治使命；一辆涉及国家五个部委和一个汽车厂的防弹保险车；一段承载着光荣与梦想，被铭刻与记录的革命人生。2012年6月9日，81岁的李中康在长春花园酒店向搜狐汽车口述历史。
1965年中央下达试制CA772特种车任务。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使命，此车涉及国家五个部委——中央警卫局、机械工业部、建材部、冶金部、化工部和一汽，整个研制工作均严格保密。其中，李中康被一汽指定为红旗保险车的总设计师和制造负责人。4年后，他们交出了合格的答卷。
梳理汽车历史的过程中，红旗的故事被反复提及，其中既有给毛泽东送"东风"的德高望重老专家史汝辑；有被人遗忘的红旗CA770设计师贾延良和程正等；有跌宕酸楚汽车生涯的吕彦斌；有难以忘怀红旗情结的华福林和杨建中；以及"没有王振，就没有CA770"的王振……
他们这些人，性格迥异，命运亦大相径庭。有的早年意气风发，晚年波澜不惊；有的人生跌宕起伏，听来令人百味参杂；有的经历过人生高潮，却又在高潮后体味着世态的炎凉和繁杂；还有的已永远离我们而去，不可追忆。
无数个昏黄的夜晚，我坐在灯光下敲打着毫无生机的键盘，重新整理这些汽车记忆，重新出发时，心情总是悲壮而神圣。我希望能以浅薄之力，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现实世界，留下一些痕迹。
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但我已经飞过。 [详细]
未来的中国驾驶室诞生
- 辗转到一汽
我籍贯在山东齐河。1931年3月1日我出生在山东省济南市的一个职员家庭，18岁前没离开过山东。父亲是老工程师，北洋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家庭条件在当地还算不错。我有兄弟姊妹6个，全都受到高等教育。
我在济南读完小学和中学，当时报考了好几所大学。南京中央大学最先发榜，我先去上了两周。接着唐山交大发榜，我也榜上有名。这所学校后来改成唐山铁道学院，大地震后迁到成都峨嵋……[更多]
五个部委和一个汽车厂
为落实国家领导人用车，中央下达试制CA772特种车的任务。1965年9月成立CA772领导小组，涉及国家五个部委——中央警卫局、机械工业部、建材部、冶金部、化工部和一汽，组长为中南海警卫局局长。
这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使命，整个研制工作都是在极其保密的状态下进行。一汽也因此成立领导小组，指定我为总设计师和制造负责人。副总设计师是包头617厂总工艺师陈君安。简单讲，我们负责车壳子，他负责装甲板制造。 [更多]
- 76个东风白车身
实习一年后回到一汽，我被分配到冲压车间（现在的车身厂）技术科。技术科下面分为好几个组，其中一个是焊接装备组，我任组长，当年25岁。
一汽由斯大林汽车厂包建，这两个汽车厂格局差不多，实验室依附于车身厂，坐落在车身厂旁边。焊接装备组里还有3人，其中两人1954年毕业，学焊接专业，还有个中专毕业生。1958年全国开始“大跃进”运动……[更多]
- 洋厂也用土办法
1959年2月我们先到苏联李哈乔夫汽车厂（原来的斯大林汽车厂，中间曾改为此名），3年前我曾在此实习过，俄语没忘多少。我和李哈乔夫汽车厂工艺处长卡拉乔夫关系不错，他也曾来过中国。
他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提出很多好的建议，还为我们安排了详细全面的考察计划，能去的地方都让我们去参观。尤其是安排我们到他们生产吉斯110高级轿车的单位考察，主要看车壳子部分，平常对外保密。 [更多]
- 红旗防弹保险车
考察回来后立即投入到红旗生产准备中，冲压车间负责车身（车壳子），包括油漆、零件生产、冲压等。红旗分散到各个车间生产，如发动机车间生产发动机，底盘车间生产底盘，最后集中起来总装。
但分散总归不是办法。1960年2月6日总厂决定成立轿车车间（后来的轿车分厂），把焊接、油漆、冲压、热处理、总装集中起来。轿车车间占地12960平方米，在一汽三号门那里，原来是临时突击建的砖木结构厂房，质量不好，刮大风害怕，下大雨也担心。
这样生产几年后，始终感觉很危险，就把砖木结构推倒，在原厂地上重新建成正式的混凝土结构。在翻建过程中，又临时把轿车部件分散到8个地方做，这是红旗轿车的第二次分散。[更多]
58批团队487人
据不完全统计，在德国5年我共接待培训58批团组487人，其中大部分来自一汽厂，还有部分来自配套厂以及其他相关单位。我把这个过程叫做“第三级跳”。
建厂初期一汽派518人赴苏实习；1978年组建20名骨干考察日本；以及这次的短期速成培训，就像运动场上“三级路”。第一级是起步和加速；第二级是加油与转折；第三级是最后一跳。利用业余时间，我几乎走遍了奥迪所有生产单位和车间。[更多]
- 先上西洋，再下东洋
1973年春文革还没结束，一汽总厂紧急通知我，立即赶到北京，到外贸部报到，随副部长周化民出访意大利。以前我出国都是到社会主义国家，这次去资本主义国家。周是延安老革命，他挺眷顾一汽，把机会给了一汽。一个副部长，一个局长，再加上我这个“处长”，我们三人组成一个小访问团。
时间很紧张。外贸部给我加急办了红皮外交护照，衣服也是临时从外贸部借的，回来后再还……[更多]
- “第三级跳”
第一个台阶是一汽建厂初期陆续派出518人到苏联实习。第三个台阶是1988年至1992年派出58个团组487人去德国奥迪汽车厂培训。这段历史后面我再具体讲。
1986年我的风湿症越来越严重。风湿是在齐齐哈尔落下的，1952年我21岁，身强力壮，冬天也不穿棉裤，不怕冷，也不在乎，后来就得病了。1956年我和汪声銮（原天津汽车工业公司总工程师）住在同一单身宿舍里，有次我突然发病，无法走动。他扶我上厕所，下楼梯，真是“小个子”帮扶“大块头”。[更多]
- 老捷达改脸换型采取折衷方案
1994年我从德国回来后不久，耿昭杰找我谈话，让我到一汽-大众做老捷达改脸换型的高级顾问，任务是将车的前部和尾部局部做改动，成为新车型。
改型有两派意见。德方意见是，设计和生产准备在德国进行，完成后，拿来在中国生产。一汽不同意这个方案，认为这样不利于一汽成长。作为一汽-大众董事长，耿昭杰坚持要把生产准备和工装模具放到中国进行。
我支持耿的主张。最终双方折衷，德方同意我们的方案：只把设计放在德国，一汽派人参与，生产准备等在中国本土进行。[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