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台阶是一汽建厂初期陆续派出518人到苏联实习。第三个台阶是1988年至1992年派出58个团组487人去德国奥迪汽车厂培训。这段历史后面我再具体讲。

　　1986年我的风湿症越来越严重。风湿是在齐齐哈尔落下的，1952年我21岁，身强力壮，冬天也不穿棉裤，不怕冷，也不在乎，后来就得病了。1956年我和汪声銮（原天津汽车工业公司总工程师）住在同一单身宿舍里，有次我突然发病，无法走动。他扶我上厕所，下楼梯，真是"小个子"帮扶"大块头"。

　　后经过治疗，情况有所好转，偶尔犯一次。1986年再犯，当时我在一汽接待一位日本同行，跟他握手时，感觉手很疼，随后去做检查，结果在医院里躺了两个月。快好得差不多时，时任一汽厂厂长的耿昭杰说，你身体这样的情况，去德国驻在（奥迪汽车厂办事处）行不行？你考虑了一下。

　　我想了想，便同意了。这样从1988年10月到1993年，我在德国奥迪汽车厂本部英格施他特断断续续待了5年，任一汽总代表，负责处理一汽驻奥迪汽车厂办事处的技术事务，比如一汽到这里实习人员的安排，技术资料的接交转送，以及紧急信息传送等。

　　和我同去的还有一个翻译和几个工作人员。当时一汽和大众的战略合同已经签署，我负责执行合同，其中最主要任务是安排从一汽派到奥迪汽车厂的实习人员。根据实习人员多少，随时调配相应的翻译人员。我记得，高峰期是1989至1991年这一阶段，最多时一次达50多人，住在奥迪汽车厂的公寓里，有点像临时的"中国村"。

　　与前两次到苏联和日本实习考察不同，这次派往德国的是有经验有实力的技术骨干，他们都非常认真，学习起来也得心应手。每人培训时间都不长，从两个礼拜到一个月都有，但效果不错，都能很好地掌握技术。回来后他们都成为各个岗位的负责人。我还跟他们开玩笑说，你们都是德国培养出来的。

　　翻译最辛苦。工作期间有时吃不上饭，只能在事后再补吃一点。他们一方面要带大家去超市购物（每日食品），另一方面还要利用剩余时间翻译资料，以备次日使用。

　　在实习期间，我们也制定了相应纪律：如不准在业余时间打扑克；不能单人外出；实习完后每人要交不少于10页（A4纸）的学习总结。但有一次，我在公寓里捡到一张扑克牌，就知道肯定有人玩过。我半开玩笑说，你们不要糊弄我。但总体而言，大家都很自觉。后来纪律渐渐放宽了些，比如有些实习生跟当地工人熟悉后，就借他们的自行车去跳蚤市场。

　　奥迪有两个汽车厂，一个叫英格施他特，小名"阴沟"，那里老不出太阳，大部分人在这里培训；另一个在耐卡主木。培训时，大家都可深入奥迪汽车生产线，奥迪对中国也不保密。

　　据不完全统计，在德国5年我共接待培训58批团组487人，其中大部分来自一汽厂，还有部分来自配套厂以及其他相关单位。我把这个过程叫做"第三级跳"——建厂初期一汽派518人赴苏实习；1978年组建20名骨干考察日本；以及这次的短期速成培训，就像运动场上"三级路"。第一级是起步和加速；第二级是加油与转折；第三级是最后一跳。

　　这段时间内，我自己也学习了不少新技术，也加强了德语学习。奥迪汽车厂的设计部门和工艺部门对我们非常支持，还借给我们1辆面包车、1辆轿车和3辆自行车。并配发去往各个厂的通行证，利用业余时间，我几乎走遍了奥迪所有生产单位和车间。

　　1994年我从德国回来后不久，耿昭杰找我谈话，让我到一汽-大众做老捷达改脸换型的高级顾问，任务是将车的前部和尾部局部做改动，成为新车型。

　　改型有两派意见。德方意见是，设计和生产准备在德国进行，完成后，拿来在中国生产。一汽不同意这个方案，认为这样不利于一汽成长。作为一汽-大众董事长，耿昭杰坚持要把生产准备和工装模具放到中国进行。

　　我支持耿的主张。最终双方折衷，德方同意我们的方案：只把设计放在德国，一汽派人参与，生产准备等在中国本土进行。

　　1994年我正式进入一汽-大众，一直搞到1999年，正好6年。搞改型也挺复杂，最忙时不分昼夜陪着老外一起加班，组织生产准备。最后换型成功。事实证明，一汽坚持自己做生产准备完全正确。虽然时间上慢了点，但对锻炼自己的生产准备队伍大有好处，还节省了大批外汇资金。

　　1999年近70岁的我进入咨询委员会，这才真正过上安闲的退休生活。我每天定时看中央十台的百家讲坛、探索发现和中央七台的科技苑栏目，并随时做笔记，等于每天上三堂课。况且讲课老师都是名人名师，实在难得。后来中央十台增设创新无限栏目，其乐趣难以言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