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回来后立即投入到红旗生产准备中，冲压车间负责车身（车壳子），包括油漆、零件生产、冲压等。红旗分散到各个车间生产，如发动机车间生产发动机，底盘车间生产底盘，最后集中起来总装。

　　但分散总归不是办法。1960年2月6日总厂决定成立轿车车间（后来的轿车分厂），把焊接、油漆、冲压、热处理、总装集中起来。轿车车间占地12960平方米，在一汽三号门那里，原来是临时突击建的砖木结构厂房，质量不好，刮大风害怕，下大雨也担心。

　　这样生产几年后，始终感觉很危险，就把砖木结构推倒，在原厂地上重新建成正式的混凝土结构。在翻建过程中，又临时把轿车部件分散到8个地方做，这是红旗轿车的第二次分散。

　　但这次分散时间很短，很快就又集合起来。1960年开始出红旗，效果不是很好。随着时间推移，我们慢慢感觉到，你轿车厂只搞个车壳子也不行，还要有设计，有工艺，有配套产品。

　　于是轿车厂通过吸纳新技术人员，再自己培养一些工人，增强轿车生产能力。在此基础上成立红旗分厂，旗下有设计科、工艺科等。后期还把油泥模型结合起来，从两排座开始，一直到三排座和保险车。红旗真正成型是1969年。

　　保险车也有个故事。当时中央领导坐的都是苏联车，我们做过调查，比如5辆防弹保险车吉斯115，专供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等5人乘坐。但在19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专家全部撤走，苏联不再给我们提供配件，导致在中国使用的苏联车没零件可换。吉斯115全部停开，甚至朱德总司令的防弹保险车还被拆卸。

　　为落实国家领导人用车，中央下达试制CA772特种车的任务。1965年9月成立CA772领导小组，涉及国家五个部委——中央警卫局、机械工业部、建材部、冶金部、化工部和一汽，组长为中南海警卫局局长。

　　这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使命，整个研制工作都是在极其保密的状态下进行。一汽也因此成立领导小组，指定我为总设计师和制造负责人。副总设计师是包头617厂总工艺师陈君安。简单讲，我们负责车壳子，他负责装甲板制造。

　　保险车怎么做？我们一点经验都没有。首先得了解领导需要什么样的车，我就带着马复生、关俊峰和陈立忠到北京做调研。我们住在一个小招待所里，每天携带着必要仪器挤公共汽车到中南海去进行样车测试。

　　我们选择苏联和捷克的保险车作为样车，对比后觉得苏联保险车更好，便以它为蓝本，对其装甲、性能、钢板进行测绘。保险车较长，需要防弹，坐人的地方要用厚钢板包起来，其他普通车是0.8毫米～1毫米。装甲钢板由617厂负责。我们把图纸给陈君安，他做完后直接做试验。不但打靶，还要用地雷炸，通过后才能用。

　　玻璃由建材部负责，建材部旗下有个材料研究所。他们先精选出炼玻璃所需的沙子练成玻璃，成型后，在水压下用塑料粘起来。两块厚的放下面，上面是两块薄的，再压到一起。前后为曲面玻璃，其他为平面玻璃。

　　玻璃做出来后他们自己先做打靶试验，要求用步枪，在一定距离处射击，玻璃不能被射穿。玻璃和钢板都没问题后，我们开始组装。整车需送到北京南口做打靶试验。

　　化工部负责特殊复合轮胎。防弹车重4吨多，跟轻型坦克差不多。轮胎除加厚外，其内层还需要有层胶，一旦钉子扎上或者子弹打上，内胶能自己密封，这样轮胎不跑气，保险车还可以继续行驶100公里。一汽轿车厂选调有关专家一起设计V8发动机，使红旗保险车的马力能提升到300匹。

　　因为做保险车的缘故，文革期间我基本没受影响，只"靠边站"了几天而已。在一汽的一号门，脖子上挂着"反动权威"牌子，站过一次。然后被安排去劳动，一周后又恢复工作。这时我已是轿车厂副厂长，厂长是王振，前几年刚去世。王振是早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有魄力，有干劲。临去世前我去看他，还一起回忆在轿车厂艰苦奋斗，努力拼搏的岁月。

　　总体来说，防弹车从1966年开始立项，经过4 年多的努力，1969年6月10日试制成功。此车前后共生产十余辆，送到中央后被分配给常委们坐。现在的保险车材料更薄更好，还用上了碳纤维等新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