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良：开创陕汽历史的人

　　　　编者按：今年88岁的陈子良看起来精神矍烁，思维敏捷。

　　这位以开创陕汽历史而自豪的老先生，从12岁开始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下属的印刷厂当学徒，没想到，特殊年代的这段特殊经历却让他吃尽苦头——整风运动中他被打成“国民党特务”，文化大革命中他又被诉诸“三条罪状”。老人家曾想过自杀，还自己一身清白，但又觉得于事无补，倒不如好好活下去，让历史评判。说到动情处，他几度哽咽，几度老泪。

　　综观他与汽车的经历，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从1959年11月到1969年底，为北汽工作10年；从1970年到1980年，为陕汽工作10年；从1980年到1986年，为行业工作6年。在此之前，他还在八路军印刷厂当过印刷工，在延长石油厂做过厂长，在东北银行管理过印钞。

　　最让他引以为傲的是，他参与了红旗轿车、吉普212、陕汽拖炮车等三种检阅车的制造过程，每每听到国歌那高昂的旋律奏响时，他总会想起那些不平凡的年月。

　　陈子良告诉记者，在那段最艰苦的岁月，他苦中作乐，不断鼓励自己走下去。

　　我今年快89岁了，身体很好，头脑也行，就是耳朵有点背。1918年，我出生在江苏淮阳。小学三年级时家乡闹灾荒，家庭困难，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图书馆当工人的哥哥回家后，介绍我去南京，并把我推荐给左恭当学徒（我哥归他领导）。当时国共已经分家，要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也容易也不容易，国民党中央党部里有地下党，负责人就是左恭（后来的北京图书馆副馆长）。

　　按照条件，学徒要求满13岁，那年我才12岁，为进厂我虚报了一岁。我在这个中央党部属的印刷厂做工。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发，一些隐藏的共产党员被枪毙，我们受到极深的影响。

　　1936年前后，社会上出现沈君儒、邹韬奋等人办的一些进步刊物。在抗日救国和共产党的影响下，我在南京参加了救国会。这个秘密组织成立于1936年，里面的成员都单线联络。救国会主要把青年人团结起来，组织大家在一起读书、讨论、研究，这个组织实际上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

　　当年12月，沈君儒等被抓到苏州监狱，南京读书会部分人也被抓。当时仅南京就有好几十个读书会，包括学生的、妇女的、工人的，我参加的是工人读书会，实际上是职工救国会。被抓的这些朋友有的后来被放出来了。读书会中，除了我，现在还在世的就只剩张林（原福建水利厅厅长）了。

　　第一幕：到延安去

　　1937年日本打到南京。原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是个秘密党员（公开身份是南京市市长），他给我100块钱，让我给一些无钱离开南京的抗日朋友每人5块钱。当时3块钱可到武汉，2块钱可以吃顿饭。在南京大屠杀前，我坐上最后一趟从南京开往安徽芜湖的火车。

　　到了芜湖，就相当于到了另一个城市。然后坐船去武汉，参加“青年战时训练班”，主任是杜重远（西安事变中跟张学良联系的共产党），总干事是严宝航，严也是个共产党员。我在武汉学了近20天，主要训练游击战术、爆破和搜集情报（当时叫谍报）。有时请一些名人讲课，如女作家谢冰心、杜重远等，还请共产党员讲游击战术。

　　学习后就分配工作。有三种分配方式：留在武汉，保卫大武汉；到新四军去；到延安或太行山去。我则要求到太行山去。

　　那时候北京、山东和南京都相继失守，我们从训练班出来的近100人往黄河北去。太行山还很乱，到处都是抗日救国军，连土匪也自称为抗日军。张学良部下一个叫吕正操的团长领着一队人马留下来打游击，华北这一带基本成为他的天下。他后来任铁道部部长，现在有100多岁了。

　　有些人一过黄河就跑了，当兵的则群龙无首。我们准备把这帮人组织起来，教育好后变成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从武汉到太行山，我们步行了六七天，然后坐火车。国民党查得很严，我们只好爬上火车上头躲过检查。

　　到了1938年，我们在河南、河北、山西等地组织了一个团的人，名叫华北十一支队，后因没有经费，无法生存，部队大部分被国民党河北民军收编。我和张林、吴因到吕正操领导的八路军三纵队，正赶上三纵队关干部到延安学习，便要求报名到延安去。

　　我们这200多人分成两个队，到山西后，日本人分成九路进攻太行山，我们边躲边跑，跑到五台山、晋东南，过黄河，到潼关，从潼关坐火车到西安。西安是国民党地区，我们不敢待太久，就是西安办事处换了个护照穿了件外套，连夜离开西安。

　　老百姓管延安叫“红区”，即共产党的区域。国民党的区域叫“白区”。我们从白区到红区，到了抗大。10月份左右，冯克也到了延安，只不过我们还不认识。延安也就那么一点地方，吃完饭后大家都在马路上散步，经常会看到毛泽东带两个警卫员散步。朱总司令有3个警卫员，包括一个牵马的。

　　那时延安只有一辆救护车，是南洋华侨送给毛主席的。有时候他过来我们这里做报告，就坐一坐，开不动时，我们还经常帮着推推。朱总司令出来主要是骑马。贺龙、刘伯承出来时就跟一个警卫员。

　　到了红区就到了边区，边区就是那十几个县。那时去延安的人太多，分不下后就在庆阳设立了抗大分校。我被分到庆阳，这个地方在甘肃，离延安有五六天的路程。

　　一直到1940年4月，我们这队人就留在延安上学。做什么呢？上面说：“这个山沟给你们这队。”那时一队100多人，分成12个班，一个班一个窑洞，住处就是窖洞，得自己挖。每班就发两把种地的镢头，延安的土是粘土，怎么挖还大有学问。当地老百姓比较懂，他会告诉我们怎么做。

　　窑洞的标准是四个拳头一个人，窑洞挖多深多高得自己计算，中间还必须留空位走人。土质好就挖快些，土质难就挖慢些。一般来说，挖一个窑洞需要十几天时间，我们轮流挖。运土的工具就是把根木头劈开，中间装个轱辘，砍些树条子编个筐放上去。窑洞挖好后先住下来，刚开始洞很潮，就拿些谷草铺在床上。这谷草是晚上拿进来，白天拿出去晒。盖什么呢？有的是毯子，有的是被子，有的甚至把棉裤往身底下一铺，棉袄往身上一盖就睡了。

　　挖好窑洞后，我们开始上课。教室就是堆土时从里面往外推，把底下垫高后，有的地方能坐上百把人，再把黑板往地上一竖，比较简陋。老师主要讲哲学、马列主义、党史和游击战术。

　　后来国共联合抗日，共产党在北边的军队被编为八路军，一共是三个师。之前我们还发点军棉军衣什么的，后来干脆不发了。毛主席写“亲自动手，丰衣足食”就是在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就在延安开荒种土豆。陕北地多人少，一个县几万人，陕甘宁地区总共才十几万人，他们种地不施肥，今年种这个山坡，3年种一次，再种另一个山坡，如此轮换。

　　女同志干什么呢？纺线纺纱去。那时候没有手套、袜子，每人发一斤或两斤羊毛，自己打手套或做袜子。这些事我都会做。但是没办法洗澡。陕北有句话，叫“下雨洗脸，过河洗脚”。同时，我们抗大学生每年发6个月的粮食，其余6个月得自己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