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幕：印刷工和油厂厂长
1940年我抗大毕业。
我是有技术的印刷工人，属保留干部，就留在了延安的八路军印刷厂。那时党中央在延安有三个厂：八路军印刷厂；中央印刷厂；陕甘宁边区印刷厂。政府系统的印刷厂主要是印票子，但不是国民党票，而是边区适用的光华流通券。
在八路军印刷厂做了一年多后，1941年我被调到延长石油厂（现在的延长石油矿）。我到那里当副厂长，一干就是3年。
如果我不离开石油厂，到现在我还应该在石油系统。大庆油田的很多工人都是从延长石油厂出来的。这是大陆的第一个石油厂。我记得当时有一部讲开采石油故事的电影叫《创业》，就把这个弄错了，把它讲成了甘肃的一个油厂，那个油厂其实是延长石油厂分出去的。
1943年打油井，出现井喷（原油自动冲出）。由于出的石油没地方储备。我就去找朱德总司令。朱总司令给出主意说，可以炼汽油，炼点灯油。连毛主席照明用的蜡烛油都是我们制造的。
没想到，1942年开始的整风运动，我就挨“整”了。这一整就是3年，罪状是“国民党特务”。原因有三点。
第一条罪状，他们问：“你在国民党工厂里工作，每月拿多少钱？”
“16块。”我说，当学徒时是9块钱。
“吃什么？”
“大米白面。”当时南京没有小米，没有高粱。
“你拿16块大洋，吃大米白面，为什么不留在南京？你跑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吃小米，
吃那么多苦，不可思议！”
第二条罪状，他们又问：“你在国民党的印刷厂里做工，你印的书是不是反对共产党？”
我说：“是。”
他们不知道也不了解，我为何要去当学徒去做工，是因为家里没有饭吃才去啊。
第三条罪状，他们问：“你在武汉训练班时，那里都讲些什么课，谁负责？”武汉训练班有个全名，叫新生活俱乐部，负责人是宋美龄，当时我不知道。
“严宝航。”我说。
“他是干什么的？”
“新生活俱乐部总干事。”实际上，严是共产党，但当时谁也不知道。
我怎么变成特务了呢？不对，我不承认。3年“整”下来还是说不清楚。延安就那么大点地方，又被国民党包围着，出都出不去，他们还能去哪儿调查？所以很多问题没办法解释。他们就只有一个逻辑，你在国民党里读过书，给国民党做过工，那你不是特务是什么？
那时心里很委屈，想过自杀。我忠心耿耿地跑到这里来，他们还这么说我。但后来又想，不能死，死了说不清楚。也有不挨整的人：一种是陕北本地人，一种是长征的2万多人。
离开延安时，他们给我创造了一个名词，叫“挂事不挂人”。也就是说，我现在相信你，但以后发现不是这么回事时，你得自己负责。就这样，1945年9月，我背着“包袱”，随着1万多名干部去解放东北。
那时我是团级干部，有资格带毛驴走。团级干部可从两方面看出来：一是衣服质量，斜文布，吊兜，出门有马骑；二是享受技术待遇9块钱，那时毛主席才5块钱，营长团长3块钱，战士1块钱。
长春解放后，我被分配到东北银行工作，选上我的原因是以前做过印刷工人，去了后就能印钞。他们还让我在长春接收的日本工厂里招收一些工人，印东北九省的流通券。
1946年国民党进攻东北打四平，四平失守后，长春接着失守，我们退到哈尔滨，并在当地新招一些工人。哈尔滨准备不守后，我们搬着印钞机器退到佳木斯，名义上还是东北银行，但划归到总行后勤部管理。
不像现在，那时的银行都没有资本。武装军队打天下，打到哪里，票子就用到哪里。之前日本人把东北分成九个省，我们去了10万军队，哪里的人都有，并都带着自己的钱。
大家都在印票子，总得有个头啊。我那时归东北军领导，行长是东北解放军空军部部长叶季壮，后来我国第一任外贸部部长。我是厂长。
1948年沈阳解放，我们接收了沈阳造币厂。到沈阳后，我们把造币的设备、模子以及人员一起接收，按照民国三年的袁大头银元7钱2分重量999成分造银币。这是政治任务，就是银元重量不能低于7钱2分，同时，含银成分不能低于999。当时全国已经打土豪分田地，用麻袋装的元宝和金银器被火车运到厂里后，先用大炉子火化，压成片，再冲银并子，压印。
在沈阳一直干到1950年代。解放军进西南西藏时用的银元都是我厂当时造的。抗美援朝时我去朝鲜组建随军银行。我记得全国解放时，中国人民银行的第一批票子，有很大一部分就是东北印的。这就是造币厂对全国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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