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良：开创陕汽历史的人

　　

       第四幕：仿照苏联伏尔加

　　后来饶斌（时任一汽厂长）找我谈话，他讲了两句。

第一句话是：“你去吧，我也要来了。”第二句话是：“北京汽车厂将来也要造小轿车。”当时饶斌威信极高，于是，我就到北京汽车厂任厂长，党委书记是冯克。在我来之前，“大干100天，出100辆车”讲的就是冯克经历的造井冈山轿车的那段历史。

　　当时北京名义上是汽车厂，实际上是附件厂，名字是1958年大跃进时朱德题字改的。附件厂由国家投资，主要为一汽服务，生产化油器、雨刮器、车大灯等，像坐垫、弹簧、仪表等。

　　我来之后开始造东方红。这车仿的是苏联伏尔加，机器一样，壳子一样，只是把头变变，把屁股尾巴改改。当时苏联伏尔加来海南试车厂做试验，到海南必须通过汽车局同意，这事归他们管。当时国内试车一般跑两个地方，黑龙江和海南。苏联车做热试验就到海南。

　　苏联专家过来时，还带了一套汽车设计图纸。我们就跟他讲条件，你要来试车，我们欢迎，但是希望把这份图纸留给我们。所以说这套图纸是讲条件讲来的。当时苏联的轿车分三种，一种是吉斯，副总理级坐；一种是吉姆，部长级坐；再一种就是伏尔加，机关局长坐。我们要求领导换车时都用伏尔加。

　　那时候，中国汽车工业已经有些基础了。南京跃进、济南黄河和北京井冈山、北京牌汽车都出来了。做伏尔加时，北汽有两辆伏尔加。一辆就是上面提到的苏联过来的试验车，被拆成一块一块的；另一辆就是北汽的公用车，厂长或经理出门时坐的，我记得是蓝色，这辆车是花钱买的。

　　大概是1963年、1964年的样子，我们从两三辆慢慢做到七八辆，然后开始做试验。按照规定，跑完3万公里后就被国家验收了。这个项目，国家投资2100万元，最后剩余200万元。

　　在北汽，我所经历的大事就是北京汽车改造。陈祖涛、冯克应该会谈到这一点。北京汽车如何改造，是一个点？一条线？还是一条街？引起了强烈争论。我主张设点，即把大北窑以北，包括中国大饭店、中国工艺美院、呼家楼这一片都划归汽车厂。这一片过去归北京市管，北京市说愿意交出来。

　　陈祖涛的主张是设成一条街，就是把以前北汽、北农机械厂、北京吉普车以及旁边的农机厂、北齿厂、北内厂、北京轴承厂按照一条街的方式来发展汽车工业。

　　段君毅的主张是一条线。段是一机部部长，文化大革命后做过四川省委书记，后来调回任北京市委书记。一条线就是从北京到大同连接起来发展的概念。

　　三个争论相持不下，各有各的理由。后来，陈祖涛写信给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后来的国务院副总理），表示一条街花不了多少钱，还连接了北京的相关厂一起做。国家最后决定，大家都不用搬家，按照一条街的形式发展。

　　定下来后就改造，指挥长是王纯，北京市副市长。我是厂长，也是副指挥长，负责执行，任务是出两种车：年产400辆的东方红小轿车和年产600辆的吉普车。

　　这两种车都成功投产，通过国家验收，但没有达到生产纲领。东方红年产也就十辆八辆，吉普车在我离开时还没达到1000辆。

　　后来就文化大革命了。1966年“5?16”彭真被撤职，最初我这个厂长仍然负责生产指挥。到了年底时就不行了，冯克先被夺权。当时两派人马争夺激烈，其中一派让我参加，我提出三个条件：“要我参加也可以，第一，科长以上的车间主任必须回到原位，听我指挥；第二，不能把共产党叫成刘少奇的党；第三，不能打人。”

　　那时往往是这一派拉我，那一派打我，实际上哪一派我也没参加。打我的一派，把我围在当中，推球似的，花样可多了。

　　我的罪状变成了三个：一个是苏修分子，一个是拖拉斯，一个是国民党特务，整风时遇到的问题又被提了出来。

　　为什么有个拖拉斯呢？拖拉斯是刘少奇主张，薄一波（国家计委副主任）执行的。当时粮食够吃了，农村市场也开放了，工业开始调整。汽车就搞拖拉斯，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公司。一汽是解放公司，北京是汽车工业公司，南京有公司，济南有总厂。我把陕西、西安、兰州这些厂都组织起来，成立北京汽车工业公司。我任总经理，冯克是书记。

　　1969年11月，军委主任秦平找我谈话，他说：“你的问题我们搞清了，你要加深认识。”后来我就解放了，但是生产也不管了，还早请示晚汇报。生产被军队管了起来。先是一个秦主任，后来一个范戈。实际上，部队里也分好几派。

　　我的情况在1970年基本调查清楚。解放后文革开始我就扫马路。北京吉普厂南厂大道以及厂房内的厕所都扫过。我告诉你扫地还有窍门呢，好多人把腰累坏了，我没有，我是一扭一扭跟着节奏扫，正好还可锻炼身体。扫累了，坐到马路边歇歇。造反派瞧见了，还会大吼一声“好好干”，他吼他的，我歇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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