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良：开创陕汽历史的人

　　

       第三幕：毛泽东汽车厂

　　1953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国家要求干部到工业战线去。我想我一直在工厂里干，包括在银行造币也相当于在工厂，后来被提拔为处长管钱才到机关工作。但我本人不愿意在机关里，于是要求到汽车厂去造汽车。

　　银行不愿意我走，但我坚持要去，我给东北局写报告。申请了一个月左右，他们终于同意放我走。当时还不叫第一汽车厂，叫毛泽东汽车厂。第一汽车厂是后来改的。中央给它规定的任务是3年建成，出人才、出经验、出车。

　　我8、9月份到的一汽，被安排到工具处当处长，所以我是一汽第一任工具处处长，任务是组织工具和筹建工具生产。

　　1955年我被派到苏联学习，去斯大林汽车制造厂学技术和管理。实际上一汽去了好几批人，包括江泽民和李岚清都在其中。

去苏联不叫留学生，叫实习生。我学的是锻造，当时国内一般不用机械打铁，用模锻打铁的还没有，我是带头人。学的内容包括：模子怎么打，怎么修理，怎么装，怎么卸，以及炉子的温度多少，如何加铁，如何抽铁等。

　　在管理方面，我们就跟当地的班长、工段长和车间主任学，跟他们一起上下班，看他们如何分配工作。我们离开苏联的前一周，他们让我们尝试管理，看我们如何给上班工人分配工作，如何统筹安排，每一步每一级都有固定老师，他们手把手地交，所以我们都学得很扎实。

　　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实行封锁，苏联则无私帮助我们。斯大林汽车厂生产两种车，一种是四吨的卡车，也就是老解放。第一批解放在长春试生产时，连毛坏都由苏联提供；另一种是吉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坐的车。部长们坐的吉普车，是由苏联的高尔基汽车制造厂生产。

　　到苏联学习的工人和工长一般为半年，我学了一年。回来后任锻造厂车间主任，车间主任也就是厂长，负责安装机械，并调整组织生产。我从1953年干到1959年底，苏联也派有专家过来帮我们。

　　这期间最有意义的事，就是1957年“反右”和1958年“大跃进”期间，全厂都在打右派，但我的厂里一个右派都没有。为什么？我挨过批斗，吃过亏，现在要我去“整”人家，我下得了手吗？

　　何况我本人也有几个优势，第一，我是锻造厂车间主任，当时我们像苏联那样推行一厂制，厂长说了算。第二，我是老资格，从延安来，还是党委委员。而厂里面的中层干部都很年轻，资历较浅。

　　我帮过一些人。像何光远，他当时不满意天天开会，他说：“开会就能把生产搞上去吗？”实际上，我也反对天天开会，在苏联8小时工作时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绝不允许在工作时间开会。但我只能对他讲：“你悄悄的，不要乱说。”

　　厂里面还有一个职工，他家里是资本家，父亲死后把股票给了他俩兄弟，这一点他并没有隐瞒，到一汽报到时，他就向党组织汇报过这件事情。但在那个年代，这些问题都不是小问题。

　　像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当时的工会书记就想把他们揪出来批斗。我不说话也不点头，这样他们就不敢动，实际上是我保护了他们。

　　1959年我代表一汽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一汽在大跃进时造了红旗轿车，北京也出了井岗山轿车。献礼时我是带队人，我们送了35辆红旗轿车到北京，规模很是壮观，35辆车开过天安门，献给中南海和各个机关。其中4辆检阅成功。

　　献礼就必须见领导，见总理啊，见部长啊。赵尔陆部长要留我在北京工作。他先找我谈话，后来汽车局局长张逢时也找我谈话，我都没同意，因为我不愿去北京。在一汽多好啊，人很熟悉，工作也很顺手，而且一汽的人都来自五湖四海，干部水平也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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