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 之”字形道路

　　打问号的“无私援助”

　　简单说说我的历史吧。

1948年7月我毕业于武汉大学机械系。毕业前我就参加了学生运动，反对蒋介石。然后我去了江汉解放区，在江汉公学（相当于抗大）进行过短期学习，实际上是改造思想。

　　1949年5月武汉解放，我回到了武汉，在湖北省交通厅工作。1954年二汽筹备组成立，我被抽调过去，同年11月被派到长春汽车厂实习。第一个五年计划要建两个汽车厂，一个是长春汽车厂（一汽），一个是二汽。二汽厂址变了很多地方，最早在武昌，后来武钢也选在那里，二汽便重新选址。接着选了成都，宿舍都盖了一大片，却又说要选在德阳，就是东方汽轮机厂处，但都没搞成。

　　搞不成的原因是1956年国家资金不足，二汽下马。我们相当一部分人分散到全国，调到北京的人最多，我就到了国家科委，任科技干部局局长。

　　这样算下来，我在长春汽车厂的时间只有两年多，期间呆过三个科室。一是工艺处下面的生产准备科，我是以二汽生产准备科科长的身份在那里实习。

　　二是生产准备处。1955年六七月份，当时的一机部部长黄敬到一汽考察，看到生产准备工作很薄弱，建议成立生产准备处，下设计划科。我和张兴业都是计划科科长，他属于一汽，我属于二汽。蔡诗晴当时也在计划科，后来当过中汽公司总经理。这时候我认识了李岚清，他是一汽厂长饶斌的秘书，经常来要关于生产准备中有关设备准备、材料准备、工具准备的材料，了解情况写报告，跟我接触得比较多。

　　三是冲压车间。1956年7月15日一汽的解放牌卡车下线，之后生产准备处撤销，我被调到冲压车间当（二汽）技术科科长。

　　如果要我总结，一汽有两件事让我记忆深刻：第一是全厂开展学习先进生产者运动。先进生产者分两级：厂级、车间和处级。一进厂门，就能看到放大的挂在墙上的厂级先进生产者的照片，很鼓舞人。车间比较显眼的地方挂的是车间和处级先进生产者的照片。先进工作者一季度评一次，每年四次。

　　我记得有个厂级先进工作者叫李龙天，后来被调到南京汽车厂，他当时大学毕业不久，被称为齿轮专家，因为通过实践和先进生产者运动的推动，很快就在齿轮加工方面做出了突出成绩。还有一个热处理专家智德瑜，后来当了二汽副总。这个运动开展以后，大家一天到晚想的是怎么把生产搞上去，把工作做好，所以涌现了很多先进人物，并带动了整个汽车厂的建设工作。

　　第二是开展业余学习，主要学技术，分早上和晚上两个时间段。长春经度偏东，早上4点多天就亮了，6点半到7点半之间有老师讲课，大家可根据不同情况选不同的班。晚上5点下班后到6点半之间又有一次学习。可以说，当时一汽80%以上的职工都参加了这个学习运动，对提高职工的业务素质起了很好的作用。现在能这样做的企业恐怕不是很多。

　　我想纠正一个事情，就是说苏联的“无私援助”，当时大家都这么讲。苏联的确是真心帮助我们建汽车厂，派来了各种各样的专家。无论设备、工具还是材料，当时的做法叫“分交”：我们自己能做的就自己做，做不了的由苏联做好后再运过来。

　　这跟现在的合资公司存在本质上的区别。现在的情况是，如北京与现代合资后，我方企业原有设备全部弃置不用，另从韩国进口；再比如上海大众，不要说加工设备，就是放工具的工具台都要从德国进口。难道我们不能做吗？不是！是他们不让做，他的目的是要赚钱。

　　但要说苏联是无私援助，这句话还要打个问号。1958年中苏关系紧张后，苏联就把抗美援朝时提供给我们的飞机大炮，以及其他援助都折算成钱，逼我们还债。军工方面怎么算的我不知道，但长春汽车厂的算法我知道一些。他把那些我们不能造的设备和工具以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卖给我们，有的高50%，有的甚至高一倍。

　　我是后来才知道这件事的。我在武汉大学的一个同班同学陈维祯，他原是二汽派到工艺处实习的设备科科长，后被调到底盘车间（最后因其爱人在武汉而选择了回武汉）。1950年代末期派他专门查苏联给我们设备的价格比国际市场贵了多少。你要逼债吗？我也要扣除这些超出正常价格的部分。所以“无私援助”讲得不对，如果他要的价格跟国际市场一样，也还勉强说得过去，但也不能说是“无私”，更别说这种“高价”卖出的“无私”了。

　　另一个问题是，我们对苏联专家的态度过于尊重。当时苏联专家的建议比厂党委的决定还要重要。他们说这件事要这样办，你就得这样办，如果你不办，工厂有个专家办公室，隔一段时间就来检查，看你做到没有，没有做到轻则批评重则处分。我认为尊重他们是应该的，但不能过分。当时一汽还有留学美国、英国的专家，他们对技术也很懂，但厂里对这些从资本主义国家回来的中国专家却信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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