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汽车工业合资发展之路30年回眸

　　广州标致：被输出与接纳的危机

　　时间可以为失败找到答案。

　　2008年10月7日，随着世界各主要汽车市场的产销数据逐步被披露，整个汽车世界彻底陷入了百年一遇的华尔街风暴之中。美国汽车市场回到了1993年的水平，西欧汽车市场与10年前持平。依照各主要汽车公司的预测，由于金融海啸结束的时间难以确定，汽车市场也很难在短期内得以恢复。悲观的观点甚至认为，至少要到2012年市场才会有所改变。

　　在中国汽车迎来合资发展30年的时候，世界汽车市场的变化也逐步的改变着它。换言之，随着中国汽车市场与全球市场的变化波动，在它选择合资发展中积累的问题，也逐步变得清晰。在中国成立的第一批合资公司中，广州标致汽车的命运即是一例。它的迅速崛起与衰落反映了中国汽车在合资道路上所碰到的诸多问题。

　　12年的命运

　　在合资成为中国汽车发展的道路之一时，中国数千家汽车厂纷纷上马。对广州汽车而言，它曾经引以为荣的红卫牌商用车已经魅力全无，1979年的时候不得不停产。在找寻新的出路时，采用合资的方式发展轿车成为首选。在经过一番波折后，广州标致汽车项目得以批准，但在定位上它还不是完全的轿车公司。在未获得正式批准之前，它已经开始试装标致汽车的504系列车型。

　　1985年3月15日，广州汽车厂、中国信托投资公司、标致汽车、国际金融银行、巴黎国民银行5家股东在广州花园酒店正式签约成立广州标致汽车公司，它们分别占的股比为46%、20%、22%、8%、4%。在车型仍是以标致的504及505系列车型为主。

　　在广州标致成立之时，中国汽车已经有北京吉普、上海大众等合资公司成立，它们掀起了中国汽车合资过程中的第一波高潮。与此同时，技术引进等方式也在不同的厂家进行尝试。这一时期中国汽车进入了吸纳跨国汽车公司技术的全新阶段。

　　当广州汽车厂借助标致项目重生后，中国汽车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86年，中国轿车的产量超过1万辆，是1985的两倍多。也就是在这时，汽车被定位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在汽车的蛋糕被置于重要位置后，计划发展汽车的省份骤然增加。为对汽车行业进行调控，1987年7月，在中国汽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北戴河会议召开，它确立了中国汽车发展的“三大与三小”的格局：一汽、二汽、上海被确立为中国轿车发展的三个大型基地，北京、天津、广州成为三小。中国汽车的发展将围绕它们进行。

　　广州标致为广州汽车在全国的轿车规划中争得了重要一席。1989年9月11日，广州标致开始生产标致505系列轿车。凭借之前组装的产品，广州标致已经获得市场一定程度的认可。随着505系列轿车的推出，它在市场确立了重要地位。到1993年的时候，广州标致的产量突破2万辆。销量为1.2万辆。这给了广州汽车极大的信心，以广州标致为主体，骏威投资在香港成功上市，一次性融资超过4亿港元。这成为广州标致发展的历史最高峰。这时上海大众的桑塔纳系列轿车则占有超过60%的市场份额，广州标致需要做更多。然而，市场的变化已经使得广州标致难以应对。1994年，广州标致出现了6800万的亏损，1995年这一数字为3.2亿元。

　　根据1994年出台了中国汽车产业政策，到1997年如果广州标致不能达到15万辆的生产规模，它将被淘汰出市场。但广州标致的情势使得它处于生死之间。这时，各方股东采取了扩大生产规模的方式渡过难关，到1997年建成15万辆的生产规模，同时引进标致的405系列轿车。预计该项目需要投入超过130亿元人民币。但因为各方面的原因，这一计划最终没有实施。广州标致的命运也就处于飘摇之中，1997年广州标致亏损29.6亿元，被迫宣布破产。经过各方马拉松式的博弈，标致汽车彻底的退出合资公司。广州标致汽车成为中国乘用车合资历史上第一家失败的公司。中国汽车三小的格局也彻底的被改变。

　　被误读的广标

　　广州标致失败后，有关其死因的讨论时断时续。对中国汽车而言，它的失败的确具有标志性意义。其中，它包含了中国汽车在后续合资中遇到的诸多难题。

　　本报研究部认为，在中国汽车的第一波合资浪潮中，跨国汽车公司大多是将其在海外的危机输入到了中国。那时美国和欧洲刚刚经历了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这暴露了跨国汽车制造商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尤其是在产品改进方面，很多跨国汽车公司都需要作出调整。

　　广州标致引进的505(504)系列轿车是标致汽车在1979年到1992年生产的车型。其中在欧洲市场，504系列轿车的生产年限在1968年到1986年。之后，标致汽车推出了504系列轿车的升级版本505系列。在广州汽车厂合作之初引进的504系列轿车符合标致汽车的实际情况，随着广州标致生产规模的扩大才引进了505系列轿车。它基本符合标致汽车在产品方面更新换代的节奏。因之，将广州标致的失败归咎于产品老化并不准确。

　　广州标致失败的重要原因是，在与广州汽车厂接触前后，标致汽车已经存在严重的危机。在1980年到1984年期间，标致汽车的亏损已经达到15亿美元。诸多的观点认为，标致汽车已经处于破产的边缘。而在这时，如果能在广州组装汽车可以部分的缓解标致汽车的危机。在香港等方面的资源介绍下，广州汽车厂与标致汽车建立了合作。对标致而言，广州标致仅是一个转移压力的地方。因之，它并不会在国产化等方面有积极的态度。

　　这时，标致汽车还需要应付即将发生的大罢工。值得关注的是标致汽车的CEOJacques Calvet。据法国媒体报道，他是一个“精明的家伙”，在密特朗政府驱逐出巴黎国家银行后，他在标致汽车推行巨大的成本削减计划。根据历史记录，他将首先从21.8万工人中削减到5.8万人，这其中有很多人在标致的普瓦西工厂，由于这个工厂的工人大多是法属殖民地的非洲工厂，因此，Calvet的计划被赋予了很多政治色彩。随之爆发了法国汽车工业历史上著名的普瓦西战役。此外，他还削减了标致汽车的很多赢利能力较差的车型。

　　与此同时，法国的雷诺汽车也处于破产的边缘。当时很多评论家认为，法国的两大汽车公司必须经历破产性的改革后才能走出困境。标致汽车的动作被看作是改革的开始。在随后的国有化运动中积累的各种矛盾更将法国汽车置于危险的境地。

　　在标致汽车与广州汽车厂签署合作协议的1985年，标致汽车的合作伙伴克莱斯勒公司也遭遇到了困难。这使得标致汽车更加需要充足的资金。因此，这时的标致汽车处于举步维艰的状况。

　　这样的状况决定了这家法国汽车制造商在进入中国市场时变得更加谨慎，尤其是在涉及到先进投资方面。不过，按照Calvet惯用的手法，进入更多的海外市场将是标致汽车的重要战略，而且这可以减轻标致在法国本土面临的压力。而那时的中国汽车由于自身实力的原因并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所以当标致到来时自然不会遇到太多的障碍。

　　当广州标致投入生产后，标致汽车自然选择了向中国合作伙伴尽量多的出售KD件的方式。统计显示，到1995年的时候，标致汽车向广州标致出售了大约33.3亿法郎的零部件。标致汽车基本实现了当初的合资目标，当然这未必是广州汽车厂的目标。

　　进入1990年代中期之后，当标致汽车再次陷入财务困境的时候，广州标致的新工厂项目自然得以彻底贯彻。即便在Calvet一行抵达中国，就广州标致的新工厂投资进行调研时，他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对此，有中国专家认为，这是标致汽车对中国市场没有信心的表现。以现在的观点判断，此说并不为过。

　　根据Calvet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的分析，这时他对中国汽车市场并没有制定周密的计划，至少在他看来，中国汽车市场还没有重要到他认为的程度。因此，他即便愿意接受克莱斯勒在欧洲的工厂也不愿意扩大在中国的合作。更为重要的是，标致接手的克莱斯勒工厂一直处于亏损状态也没有使Calvet有所改变。

　　与韩国汽车自1970年代开始的战略相比，中国汽车在1980年代的发展大多将命运寄托在跨国汽车公司身上，而这时的跨国汽车仅希望能在中国赚取足够的现金。广州标致汽车正是在这样的状况下遭到了失败。不过，对中国汽车而言，将失败完全抛给跨国汽车公司已经成为习惯。因此，广州标致的失败并没有被更为严密的关注，至少在后来的合资汽车公司发展中，遇到了广州标致曾经遇到的问题。（付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