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郑焕明：“糊弄官僚主义”

　　如果当时这个牌要是换一种打法的话，那现在北京汽车工业应该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

　　很多人都来找我，希望我能把北京汽车工业发展的历史做个回顾。我非常感谢他们对我的信任。应该说，我是北京汽车战线上的一个参与者，而且是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参与者。

之所以说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一是北京汽车工业的起源地在北汽，另一个就是国内汽车工业的第一家合资企业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也就是后来的北京奔驰）也在北汽。

　　在北京汽车工业发展的历程中，北汽是做出了贡献的，它在整个北京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是做出了贡献的。像北京吉普成立后，北汽是在老厂剩余仅为20%左右的资产和利润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创业，在短短的3年时间内，它就在全国工业500强占了第48位。

　　我无意贬低现在北汽的领导，但现在的北京汽车，包括北京现代、北汽福田、北京奔驰等，加在一起才排名第47位，虽然前进了一位，但与那时的北汽相比，显然不是一回事。它在全国汽车工业中所占的比例明显下降了，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贡献率，肯定也明显下降了。

　　BJ752落马

　　我曾用传统格律诗词形式来回忆我在北京汽车工业的日子，那本书基本反映了我本人的人生历程。写这本书时，我有三个定位：第一，它是北京汽车工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应该符合历史实际，让人看过后，就知道北京汽车工业是怎么走过来的。

　　第二，里面涉及到战略层的决策问题，至少涉及到多位高层领导。正面的我可以点，比如讲彭真、刘仁、万里等；失败的、不成功的我一个都不点。

　　当时我讲这个体制，说汽车工业必须形成一个拳头，它和其他的一般行业不一样，总装线一开，所有的零部件都必须供应到线上。一个供应不上，这个车就下不了线或者说形成不了一辆完整的汽车，汽车行业就是这个特色，必须统一调度。

　　至于说集中的权力和分散的权力，这个关系如何处理？我认为可以研究，但分散绝不是好办法。方案上报时用“集团公司”，批下来后却成了“联合公司”，联合什么呀？本来应该集中的，你却走到相反的路上去分散了，别人是形成实力后再扩张，你反而要分散，你这实力能不给削弱了？

　　当时，我们北汽在全国排名老三，中汽的领导人就说，你不能是老三，你是老二。为什么？因为我的主要指标和二汽（东风）不相上下、交错上升，或者说两家轮流坐桩。那个时候，中国汽车的三巨头中，北汽肯定是其中一家。在这种情况下，随着改革的深入，就应该以龙头为核心组合起来，然后向外扩张，形成一个大的整体优势。结果北汽却走了相反的路，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分散了。

　　第三个，就是产品的问题。大家知道，北汽的主打产品是BJ212，主要是为军用，兼顾民用。那时候，做汽车必须是国家统一计划，北汽一年最多时生产到1.7万辆汽车，全国都很羡慕，因为在那个时候计划时代，你即使有购买指标，也未必能买到汽车。所以，走后门、找关系的人很多。但我认为，从长远来看，我们也不能就只生产BJ212呀，不能只做越野车和轻型卡车，还得想办法上轿车。

　　实际上，北汽有几次上轿车的机会，但最终还是因为高层决策问题，没能上。我记得在1987年，我们在BJ750基础上试制了BJ752轿车。BJ750这个车参考的是奔驰230轿车。BJ752用的是BJ750的车身，但发动机变了，因为那时北汽已经合资了，就用上合资企业生产的发动机，我们给BJ752配备的前脸、前后灯、前后保险杠等，在当时都是最先进的，即使用现在的眼光看，这个车也不落后 。

　　试制这个车的时候，我还住在北汽在怀柔的京环宾馆里，这是怀柔县的第一个宾馆，就在水库边上。那时我从北汽调到总公司当总经理。我把试制BJ752轿车的总工程师吕惠庆、总设计师等几个负责人叫过去，我说，我给你们20万元（那个时候的20万元，跟现在可不是一个概念啊！）你们要以最快的速度，搞两辆样车出来，要体现现代汽车的先进性。

　　至于哪一个更合适，你们进行比较后自己决定，但一定要夜以继日地把车做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会随时回来看看。我记得有天晚上我特意回去看他们，结果工厂里灯火通明，热气腾腾，大家都在加班。

　　我们从1987年的7、8月份开始试制BJ752，很快就造出来了。这个车拿来干什么？我认为，以北汽原有的BJ750的生产技术，加上现代技术，完全可以将它作为北京汽车未来的主打产品。

　　车做出来，陈祖涛看了以后，当场就对我说：“郑焕明同志，我赞同，我支持你！你不是有两辆车吗？我坐一辆，健民坐一辆（张健民，当时的北京市常务副市长），我们开着车给你做宣传去。”

　　但是，北京市主要领导却不干。陈祖涛那时是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的一把手，他前后两次为此事专程到北京，找北京市政府主要领导做工作。到最后，（当时的）北京市主要领导也没同意，他们认为北京市不需要发展轿车，只需要做好越野车和轻型卡车。

　　我猜想，领导不同意，可能有个顾虑，当时中央对北京有四道批示，北京市政府也提出了“四个服务”，其中一点，就是重工业不适合首都的经济发展，因为汽车是重工业，我猜这是主要原因。

　　但关起门来讲，这是缺乏战略考虑，是对汽车工业的特点认识不足。在当时的条件下，从开发到形成生产能力最后再到市场，没有5年是下不来的。也就是说，当时研究的产品，要到5年后才能见效。如果决策失误，这段时间和投入的资金、人力等，一切都是白搭。

　　就这样，北汽失去入围轿车国家队的最后机会。如果当时北京市领导同意上轿车的话，那么北汽就可以争取得到国家计委的批示，北汽、北京市政府，再加上中汽公司，一起上报国家，北京至少就有上轿车的机会了。上了轿车，就能占住有利地形，那时能够生产轿车的，就只有一汽和上汽，东风还在后面了。

　　当然，历史不能重演，这个牌打出去就不能再收回来了。如果当时这个牌要是换一种打法的话，那现在北京汽车工业应该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

　　吉普风波

　　除了上面说的，北汽还有机会发展自己的汽车业。北京吉普在合资谈判时签订了一个总合同，该合同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合资企业要开发自己的新产品，这也是我们合资的初衷和目的：引进技术，开发二代车，因为BJ212已经落后了。

　　还有一个原因，总后勤部和一机部汽车局两家联合发文，要求北汽开发一款BJ212的替代产品，并把各项指标具体化，列出一个长单子。我们在谈判时，也是参照这个要求进行的。

　　实际上，这个目的也是国家的要求，即合资企业要开发和生产合资企业的新产品。在合同上，我们还列了一个生产进度表，哪年生产？哪年替代？规定得清清楚楚，一定要在合资的第5年做出来，并在第6年全部取代老产品，全面推向市场。

　　这个目的到后来并没有实现，说实话，这是我们吉普公司的一大教训，也是全国汽车行业的一大教训，主要是我们自己放弃了新产品的开发。

　　为什么放弃？因为当时北汽总公司的主要领导，在国外看见美国人生产的切诺基，外形、性能都不错，并且它还在北美市场上一下子拿了四个第一，他就坚持要引进切诺基搞散件装配。

　　那时，我是北汽厂长，我极力反对。我认为我们合资的目的是为了开发二代车，通过开发二代车，学会新产品开发的整套技术。你拿了人家的东西来，搞散件装配，怎么能学到开发技术呢？何况，切诺基在北美虽然是好车，但未必就适合中国国情。就这样，我们从巴黎争到纽约，在底特律也争。我们在飞机上争吵，争来争去声音就高了起来，吵得周围的人都给我们提意见。

　　很多人都不知道，切诺基生产初期还有个名字，叫BJ/XJ213，BJ就是北京系列，XJ就是切诺基系列。因为BJ212是我们自主开发的第一代产品，213自然就是二代产品了，搞了一个机械混合物，看起来好像是我们自己的产品，其实那叫糊弄官僚主义。

　　这个过渡名字究竟叫了多长时间，我也说不清楚，反正它没有形成一个正式叫法。为这件事情，机械部部长饶斌同志还提出批评。后来当然不这么叫了，还叫切诺基。我当时对一位领导说：“你只要这样干，我们的二代产品就丢了，完全违背了合同的初衷。”

　　这样，北京吉普一组装，美方就只给我们提供散件。构成整车特征的进口零部件视同为进口一辆整车出口。那时，美国人提供散件组装，相当于出口一辆整车，他们当然是出口得越多越好，后来就造成了一个震惊世界的汽车事件，也就是“吉普风波”。

　　那是1985年11月到1986年5月之间的事情。我们这边是散件组装，不能引进太多，那边是卖车，自然是越多越好，于是，美方就提前把散件送到港口，当时我们国内受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外汇紧缺，无力支付CKD货款。因为外汇相当紧缺，外汇不到就不能发货，港口的集装箱不能发运。在这种情况下，美方就向全世界发布消息，说中国给合资企业的政策不行了，于是，形成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吉普风波”。

　　对此，胡耀邦总书记、赵紫阳总理都作了批示，要求从全局出发，把事情处理好。朱基是国家经委的副主任，由他牵头，与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张健民，中汽总公司总经理陈祖涛三人组成一个小组，直接跟美方谈谈。

　　一谈就谈了五天五夜，双方各有妥协，最后才算是达成一致协议。后来，这位主张引进散件组装的负责人也差点受到处分。他感慨地说当时是犯了技术饥渴症，光想引进技术，没想到别的。

　　我觉得这个评价不准确，他当然得给自己开脱啊。从一开始，他的指导思想就有问题，也不是没告诉他这个做法不行，是他自己固执已见，急于求成，想快点出成果。

　　北汽精神

　　提北汽精神的时候，北京正处在企业改革初期，我们从198容4年开始提，1985年就形成了一种文化。为什么要提？主要原因是北汽搞合资，南北分立后，北汽的主导产品、厂房、设备和精干力量都划归北京吉普，同时，北汽80%多的利润也归北京吉普。剩下的人口，占了以前人口总数的60%多，如果再算上三产、合资企业的富余人员和离退休人员，总计有9110多人。

　　大量的人员留守老北汽，你说该怎么生活？到北京吉普的员工工资收入一下子提高了25%，而北汽这边的工资保持不变，企业前景又不明朗，如何提高企业凝聚力？依靠零部件和为合资企业服务能养活这么多人吗？北汽究竟要向何处去？

　　想来想去，答案有两点，一要保证大家能吃饭，二要在原有基础上发展，这叫一要吃饭，二要发展。于是，厂领导决定，在前人的基础上搞二次创业，生产汽车。当时许多人都认为，北汽这边已经做不成整车了，只能给北京吉普做配套件。

　　这样生产汽车的想法遭到上级公司主要领导的反对。他当时就说：“生产什么汽车呀，你们的任务就是服务。”

　　“服务也得吃饭啊，这么多职工怎么办？”

　　“给你们一个优惠政策。”

　　“什么优惠政策？”

　　眼看逼得这么紧，他也说不清楚了。

　　我们就继续问他：“优惠政策多长时间？三年吗？三年以后呢？即使是你说的这个政策，你说了算吗？你认为这9000人很好玩吗？”

　　“出路只有一条，必须生产汽车，只有生产汽车才能生存下去，才能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他说没有钱。我们就一分钱不要，还要生产出汽车。

　　他以为这是在说气话。没想到我们会真干。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将北汽一个仓库改造为总装配车间。根据市场需求又组建了汽车改装车间。大家积极性都很高，第47天，生产线上出车了。

　　这时，我去见那位领导时，告诉他说：“我们的汽车要从生产线上开下来了，你给我们剪个彩，行不？”

　　“真的？”他问道，感觉特奇怪。

　　回答是，这还假得了，去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他到那儿一看，真是总装线。然后说，我给你把车开下来吧。这样，我坐在副座上，他将BJ121从生产线上开了下来。

　　从此，老北汽又焕发了新活力。

　　那时候，老企业的困难本来就很多。车出来后，困难还是很多。所以，我们想，企业必须有种精神。再一琢磨，我们就概括出几条，我记得最开始概括了四句话，四个字算一句，两个四句加在一起八句话，分别代表北汽精神和北汽意识。后来一看文字太多，不好记，连我们自己都记不清楚，我就想，不行，得简化。于是，花了几个月时间，经过反复协商、推敲，概括成八个字：即创新、为公、求实、奋进。这就是北汽精神。

　　北汽精神一出来，上级领导又发话了，什么北汽精神？中央有中央精神，工业有大庆精神，你来这个北汽精神干什么？

　　回答是，北汽没钱没财，就得要有精神。让他想不到的是，我们不但要提倡精神，还写了篇小评论，说北汽精神是北汽人的精神支柱，北汽精神就是共产主义精神、中央精神在北汽的具体化。其实是为了鼓舞士气。

　　后来，我们就开始大张旗鼓地宣传北汽精神。领导一看这阵势，也没辙了。再后来，北汽精神变成了一种经验，在全市推广，于是反对派也就变成了支持者。

　　如果说当时北汽的日子挺好过，也许这个精神还要晚出台。当时就是太困难了，非有精神支柱不可。在北汽精神中，我们为什么把“创新”放在第一位，因为从一个配件厂，到一个汽车厂，还有那么多的人，从观念到意识形态，到企业规模，到生产手段，以及到产品，方方面面都得变，不变路是走不通的。

　　在二次创业中，我们用3年时间达到了过去20年形成的生产规模和效益，在全国工业企业500强中排名第48位，这一切都跟北汽精神有关。

　　回过头来看，我感觉北京汽车工业要大发展，就必须考虑以下几个问题：一是从产品发展方向看，必须要搞自主开发，有自主品牌，而不是把人家的孩子抱到自己家里来，即使改个名换个姓，那DNA也是人家的，这个问题至关重要。

　　二是必须要有一个好的体制。没有一个好体制，等于你这指挥部瞎指挥，再好的产品，再好的队伍交给你，也会打败仗。体制问题解决了，汽车整体上有个明确、科学的分工，有主机和配套的有机结合，这样才能解决北京汽车整体发展问题。

　　三是要有一支好的队伍，不组织好队伍，不随时更新，完全吃老本不行，完全新引进也不行，必须新老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