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回眸：邓小平开启合资的大门

　　1978年，刚刚从“十年文革”中走出的汽车工业整体依然孱弱，当年全国轿车加上越野车年产量不过5000辆，这甚至比不上国外大公司一天的产量，不过，就在同一年，中国汽车业开始了“请进来”或“走出去”的对外交往，而邓小平同志也以他政治家特有的高瞻远瞩批准“轿车可以合资”，随后，上海大众、北京吉普、广州标致成为了中国第一批合资汽车企业。

1983年4月，首辆在中国装配的桑塔纳下线。

　　●交流的大门：30年前初露端倪

　　1978年，一汽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组织20多名工厂的管理人员用半年时间对日本11个汽车厂逐一进行对口学习考察，并第一次引进了丰田生产方式，回国后在全厂和全行业进行推广。而丰田中国总代表服部悦雄也回忆说，一汽与丰田建立联系后，丰田曾在上世纪80年代派专家去一汽去“诊断”工厂，提出改造方案，并促成了日野与一汽解放在变速箱技术上的合作。

　　同样在1978年10月，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亲自率领代表团来华。访问了在十堰的二汽。在双方探讨重型卡车技术引进项目时，他用了“jointventure”这个词，建议中国最好采用“中外合资”的形式来经营。邓小平在简报中建议搞合资经营的内容旁，批上了“合资经营可以办”。这就是中国“合资企业”的由来。这个批示，一下子冲开当时禁锢着中国人的思想禁区。而国内的一汽、上汽等企业也开始频繁地与大众、克莱斯勒、丰田、美国汽车公司等国外车企接触、谈合作。

　　其中，上海汽车厂提出：“引进一条轿车装配线，改造上海轿车厂，年产15万辆，大部分出口赚汇。”在与厂商广泛接触后，上海汽车与大众汽车合资谈判有了积极推进。

　　●“合资”的绿灯：小平同志助力推动

　　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有行业管理职能的经济实体——— 中国汽车工业公司。而中汽公司刚成立，就正式向国务院提出报告，要求自己生产轿车，以满足国内“公务用车的需要”。刚开始，报告上去之后如泥牛入海，了无踪影。后经很多波折，报告被送到邓小平手中，而邓小平在中汽引进轿车的项目报告上批示：“轿车可以合资。”小平同志以他政治家特有的高瞻远瞩，为中国轿车生产开了绿灯。

　　后来，曾担任中汽公司总工程师、总经理的陈祖涛回忆说，当时中汽公司的建议遭遇了不少阻力，部分领导的观念还比较保守，认为“轿车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决不能为它开绿灯”，甚至有人表示，“对轿车生产就是要像计划生育那样严格控制，一辆也不准多生产。”

　　从今天国内对轿车生产的认识和热情来看，可以说，小平同志的思想超前20年。而在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汽车被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写进决议。随后从1984年1月到1985年7月，中国第一批三个轿车合资企业北京吉普、上海大众、广州标致相继成立。

　　●北京吉普：第一个吃“合资螃蟹”的车企

　　北京吉普的中方前身为北京汽车厂，北汽在国内也算是一家很有历史的大厂，1959年就曾推出自动挡轿车与一汽红旗争当国庆10周年检阅车，最后“惜败”给红旗，而从1965年开始，北汽开始生产越野吉普车，当年推出210，后根据各方意见“升级”为经典的212，在毛主席亲自乘坐过后“名声大噪”，成为全国县团级干部的主要用车。

　　上世纪80年代，生产了近20年212的北京汽车厂，在小平同志发展汽车工业可以合资的思想指导下，开始与美国汽车公司(AMC)谈合作，并于1983年5月5日，双方正式签订合作协议，美方占31.55%的股份，中方占68.45%的股份，1984年1月15日，北京吉普公司正式开业，成为国内第一家合资车企。

　　北京吉普成立后的发展并不是很顺利，中美双方在管理、车型开发上都有矛盾，尤其在1985年11月，才运转一年多的北京吉普因为“外汇风波”闹得停产半年，据介绍，按照当时“外汇平衡”政策，外汇支出需有等量的外汇收入。由于北京吉普手头的外汇收入不足，开不出外汇支付信用证，美国汽车公司发出的1080台CKD汽车散件停留在港口，不能入境。而这一风波影响极大，甚至一度惊动了中美高层，此后虽然北京吉普引进了切诺基，但产销量及市场份额一直上不去，而专家也表示，“只生产越野车的局限，很难让北京吉普做大”。

　　●上海大众：桑塔纳的成功是国产化的成功

　　早在1982年，上海汽车就与上海大众建立了联系。1983年，上海开始利用上海轿车生产厂组装生产“桑塔纳”轿车。同年10月10日，双方在上海签订合作协议，成立上海大众，在公司奠基时把桑塔纳的年产量定在了3万辆。

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成立仪式

　　刚开始，桑塔纳是以CKD的方式组装生产，而出于节约外汇的需要，国产化就成为上海大众的当务之急。而由于当时国内的配套技术相对落后，两年多才实现2.7%的国产化，仅仅是收放机、轮胎、标牌和天线。上海大众公司原总经理王荣钧回忆说，1987年，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朱镕基来上海调查桑塔纳国产化的问题，当他带着两张总装线转毂试验台上拍摄的轮胎爆裂的照片给朱镕基看，朱镕基表示，“桑塔纳国产化要100%合格，降低0.1%我们都不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第一张人民币债券

　　据陈祖涛回忆，在国产化问题上，上海大众对零部件是全部放在上海(生产)还是放在全国有条件的地方(生产)，产生了不同的看法。1987年江泽民同志时任上海市长，他知道后明确表示：“桑塔纳”是“中华”牌，不是“上海”牌，应该在全国组织零部件生产。这一决策培养和锻炼了企业，为汽车工业大发展打下了基础。

　　这样，随着上海大众国产化的顺利进行，桑塔纳系列车型凭借优秀的品质畅销20余年，获得极佳的口碑，也难怪有专家评论，“桑塔纳的成功就是国产化的成功”。

上个世纪80年代桑塔纳汽车的广告牌

　　●广州标致：一个失败的标本

　　广州标致成立于1985年，而事实证明，这是一次不成功的“中外婚姻”，由于中法双方的目标不一致，1997年，广汽与标致正式分手，留下来的只有厂房、30亿元债务，以及在街头偶尔可以看到的标致505旅行车。

标致505

　　上世纪80年代，广东经济已在国内领先，但主要依靠轻纺、食品、小家电等工业支撑，比较“散乱”。当时，机械部的领导来广东视察机电时说过一句话：广州这边工业满天星斗，但是没有月亮。

　　但出乎意料的是，上海大众成立5个月后，1985年3月15日，广州标致就正式成立了，而与上海大众一开始生产轿车不同的是，由于国家当时定点生产轿车，广州标致的起步是从轻卡开始。据当时国家计委批复的广州标致“项目建议书”：建设规模为1.5万辆，其中返销0.5万辆。

　　而在股东构成方面，广州标致股东也非常复杂，分别由广州汽车厂(持股46%)、法国标致(持股22%)、中信(持股20%)、巴黎国民银行(持股4%)、国际金融公司(8%)五家股东组成。这也为日后的矛盾埋下了伏笔。

　　广州标致成立后，推出了505SW8旅行车与505SX轿车等车型，在当时缺少竞争的背景下，还可以行销一时，不过随后法方不再提供新车型，并坚持多卖CKD件、不愿意加大国产化力度，广州标致最终在销量和质量上失去了市场。一位领导曾批评说，“上海只比你们早了半年，也是批准的3万辆规模，可现在已经搞到十几万辆了，都卖出去了，而你们1万辆都卖不出去。”

　　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广州的经济飞快发展，而广州标致则“半死不活”，最终双方分道扬镳，广州最终与本田携手，走向了成功的开始。

　　■车史回音

　　卡尔·哈恩——只有我看好中国的前景

　　“我是1982年1月份到大众担任董事长的。一到任，就需要我尽快批示的有两个项目，一个是西班牙西亚特，一个就是中国项目。这两个项目，当时都不受欢迎，下面的人建议别干了。我(向董事们)谈了我对中国的想法。当时中国经历了‘十年文革’，经济条件很不好，但是另一方面，我也看到，邓小平领导的中国与以前大不一样。邓小平是个天才，在当时的背景下能够实事求是，带领国家开始面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这样的政策非常正确。在中国政府使我信服的同时，我也相信中国政府能够让大众和中国合作伙伴以公平的方式进行合作。

　　幸亏那时在世界汽车工业界，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日本，只有我相信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景，看好中国的前景。所以我们在几乎近20年的时间里，一直孤独而幸福地在中国发展。”

　　——大众汽车集团前董事长(1982～1993年)小卡尔·哈恩博士谈到他20多年前做出的“英明”决定时说。

　　服部悦雄——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实际上1971年我们已经开始正式和一汽高层交往，丰田集团派高层代表团访问中国，当时(日本)还没有和中国建交。1972年丰田邀请中国的汽车企业代表们到日本考察。我们给周恩来总理写信，最后是周恩来总理批的，这次考察在1972年建交之前就成行了。所以丰田一直和中国没有断了交往，但有的时候很多人说丰田来得晚、日本企业来得晚。我想，不是(我们)来得晚，而是来得很早，但有时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比如一开始接触的一汽也好，还有北汽也好，80年代中期又开始和沈阳金杯接触，而且谈合作，但当时我们接触这些对象，还不具备合资的条件。”

　　——丰田中国总代表服部悦雄不同意“丰田来晚了”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