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怎样看待进口车的暴利问题?
赵航:一个愿打一个愿捱的事儿,愿意暴利,加几十万都想找人买。
记者:您是说这是消费者的问题?
赵航:政府如果能够出来给我们作主还好,关键是这些消费者,心里就这么变态。最近我还帮他们买四台车,包括路虎,省了将近一百万,如果正常去买排队,每台路虎加五十万。不是人家厂家暴利,是经销商暴利,这个环节都加在经销商这儿,也不是我们海关税暴利,海关税是有明确的定义。
不赞成“汽车三包” 将会后患无穷
记者:关于汽车三包马上要实施了,但是现在关于实施的一些细节,还有一些质疑,我不知道您是怎么看这个事情?
赵航:我认为不应该搞三包,因为汽车的管理不能重复、重叠,谁想管就管,因为汽车的产品比较特殊,它是工业产品的众多集成者,这句话什么意思?什么样的工业产品拿到车上都能装,都能用,然后再形成一个汽车。你看沙发可不可以做汽车座椅,收录机可不可以放,什么音响可不可以放?这些都是工业产品,都是比较完整的工业产品。其他工业产品都没有三包,有三包也没有像汽车要求这么严格,如果包退包换,你说那些工业产品该怎么包,我想三包会带来很多麻烦,现在没有办法。现在中国消费者也是什么样都有,有的专门碰瓷,专门找你问题,开个大约二十天我就换一台,开三个月我要退车。所以我相信任何一个政府部门弄了这个事儿,都会后患无穷,所以我不赞成搞三包。
第二个不赞成的原因是我们汽车的管理制度本身已经完善,有准入制度,有公告测试管理,有一致性审查,出了问题还有召回,这是质检总局管的,已经够配套了。你召回不是召回了政府,也是召回的老百姓给换车,或者给换件,或者是给维修。你三包也是这个,你说在这一点上是不是重叠?到时候这个车出了问题,是召回那边让你召回,还是三包那边让你三包?如果消费者单个反映说算三包,如果消费者很多人反映问题是按召回还是三包,就很随意,这些东西都在政府手上,政府愿意召回就召回,愿意三包就三包,我说什么就是什么?你说什么是什么,那政府就有无限责任。消费者就可以找你,政府前些年我们公告管理,相当于认证管理是有质量、可靠性,耐久跑多少公里,一直有规定,我建议政府放出去,市场经济没有政府管质量,质量都企业管,政府监督,质量不好,让你召回。但是我们原来的公告批准事项是全批准,实际如果全批准,消费者买车有了问题,可以找政府。你批准的丰田的科罗拉,现在出什么问题,我就不找企业,我就找你政府,政府有公告,有文件。那政府再去找企业,就是这种。所以政府不能承担无限责任,在市场经济当中政府它扮演的角色,就是调控市场,调节政策,从政策来引导企业,不能直接上手,我政府强令你必须召回,必须三包,打官司我就跟你上法庭。你这样一上法庭,你能上得过来吗?并且很可能质检总局会成被告,我要三包,你公布的办法,我去三包就包不了,那我就得告你政府。所以从这些方面分析,我们建立一个完整的管理体系,不用三包,国外也没有用三包这个办法管理汽车。
“三包”与“召回”存在重复 鉴定很难
记者:刚才您说到对汽车三包您个人的观点,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在日常工作中,大量接触汽车消费投诉纠纷,关键的环节或者关键的结点就是鉴定难,双方各说各的,汽车厂商作为裁判员又是运动员,一般所有的纠纷都是他的结论作为最后的解决方案。作为国内汽车最大的检测中心,最权威的机构,中汽中心在汽车鉴定这一方面,怎么解决关于汽车鉴定难的问题,鉴定成本高,全国几个城市襄樊、上海、天津这么几个,不搞三包的话,这些纠纷的问题怎么解决?有没有更好的一些解决方案?
赵航:现在我们管理体系已经很完备了,如果有质量一致性问题,假设说批量的反映得比较多的问题,你可以反映给质检总局责令厂家召回,这个质检总局就能做,有手段。如果是单一问题,个别问题,假设说就你这个车方向盘坏了,断了,别的车没有,你这可以直接找厂家三包,直接售后服务就解决,不用三包,那也不是三包。你作为单一的问题,群体的问题都有解决渠道,你的三包在什么渠道来解决问题?并且我认为是重复的。
至于鉴定难的问题,我们这个体制是从计划经济过渡来的,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国有企业都是国家的,都是在计划下的。所以当市场经济过渡的时候,我们现在也不是很完备,所以在企业里也有鉴定中心,既在企业里,又向社会提供公众服务,所以它的公信力有一点影响,但是要遇到我们这一类机构,因为没有企业的背景,也没有企业的利益,可能就会公正一些。但是这个鉴定难也不是由于少,关键是谁担这个责任,你向法院打官司,我们有司法鉴定中心,一打官司,除非那种吃完原告吃被告,就什么都接,你要不想这样,就少沾这种事儿。原告、被告都不简单打到你这儿来,所以这种难是难在这儿,很难断这个案子。特别是汽车上万个零部件,上千种性能,消费者上亿个要求,你能鉴定出来吗?鉴定不出来,确实有很多确实是出了事故,他就说什么刹车坏了,有的就说你先出的事故,后把刹车撞坏的,你也没有当时录像,没有当时的现场资料,是没法解决的,这是技术问题。再一个上千个零部件,几百个总成,我们没有的完完全全哪一个来做实验,哪一个通过实验来解决,不可能这么做。完全像超市一样,我们找出重要性的商品进行实验。
记者:三包其中对消费者来说,很多终端觉得既使是实行之后这个政策也不太可能真正实现,这个比例不会很大,怎么看这个问题?
赵航:三包包退、包换、包修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买一个车出了问题,我也希望退,希望换。可是大部分情况都只能维修。我觉得这可以理解,但是汽车如果要是这么大一个消费品,说退就退,说换就换的话,那这个产业还怎么做啊?所以我想为什么不同意三包,就是这个问题,你可以召回,召回不是退,召回可能是退。但是多数是不退的,可能给你换一个部件,可能给你回去做一下保养,可能回去给你处理一下,换一个刹车管。我们这个包退包换,什么样的是具有退的条件,什么样是具备换的条件,反正我们定不出来,我们不太积极弄这件事。如果接到三包要退要换的,我看我们最好不接。接了我们给断不了,到底是退还是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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