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祖涛:中国汽车工业发展需要企业家精神

　　从1953年一汽建厂开始算，中国汽车工业也走过了56个年头。今天我国汽车行业蓬勃发展的局面是我们当初不敢想象的，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总销量已达600多万辆，全年总销量突破1000万辆大关没什么问题。

　　不过在形势一片大好的局面下，也存在一些问题。借此机会我谈谈自己作为一位老汽车人对于不同时代汽车企业领导的一些看法。

　　建国初期我们在苏联支援下筹建一汽，从全国各地抽调来大批干部，大家虽然来自五湖四海，背景与经历各不相同，但人心很齐，工作与学习气氛很浓厚，从工人到领导都想着怎么尽快把工厂建设好，造出好的产品。

　　当时的一汽，就像个大学校，各个岗位的工人、干部都在努力学习，以适应工作岗位的要求。领导们之间关系很融洽，即便是最大的领导，也很平易近人，没有高高在上的感觉。

　　建设初期一汽的管理很民主，不管是大领导还是小领导，只要有想法就可以提，领导们之间即使有争执，也都是因为工作上意见不同，大家想的都是怎么把工作做好，非常服从组织的安排，很少有个人私心或私欲。

　　那时候企业领导者的角色，更类似于后来的车间主任角色，不用担心采购与销售，只要一门心思管好生产，保证产品质量就行，采购与销售都由国家按计划分配。

　　这种完全计划经济的管理方式，适应我国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国民经济急需走上正常轨道的需求。经过长期战乱，国内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如果不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集中精力与资源，不可能在很短的时期内建成一汽。

　　一汽快速建成后，很快推出产品，产品质量与产量也逐年提高，反过来支援全国各地的经济建设。

　　完全按照计划经济思维办事，也不是没有问题。这在二汽（即后来的东风）的建设中表现很明显。当时我们既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孤立，与苏联的关系也恶化，中央号召备战备荒，因此经济建设也都以备战为前提，所有工厂建设都挪到远离边境且地方隐蔽的“三线”去。二汽选址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确定为湖北十堰，当时我一直反对二汽选址在这样一个偏僻且毫无工业基础的地方，这是我心中的一大遗憾。

　　后来的发展证明，没有人要和我们打仗，也没有必要到大山沟沟里建企业，浪费几十亿，苦了几代人。对于汽车这种讲究规模效益，大投入、大产出的企业，建在山沟沟里非常不方便。东风集团以后的几代领导，费了很大努力逐步把东风大本营从十堰搬到交通更为便利的武汉。

　　邓小平同志领导的改革开放给我国汽车工业带来很大变化。经过文革期间十多年的动乱，一直闭门造车的我国汽车工业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汽车工业差距很大，无论是管理还是技术、产品，都远远落在人家后面。

　　当时我陪同饶斌（一汽老领导，中国汽车工业的奠基人）到国外考察，深感我们的汽车工业落后太多，急需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因此有了后来的“市场换技术”，汽车工业成为改革开放大潮中走合资路线的典型行业。

　　合资给我们汽车工业带来的提升是显而易见的，改变了我国汽车工业以往缺重（重卡）少轻（轻卡）、轿车基本空白的局面，产品大大丰富，产业结构趋向合理；企业管理水平也开始向现代企业管理靠近，打破“大锅饭”，采取绩效管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

　　改革开放后，汽车行业被严重挫伤的积极性又找了回来，汽车企业领导也都干劲十足，视野也更开阔，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我国汽车工业也得到大发展，第一个100万辆我们用了将近40年时间，第二个100万辆只用了8年时间，以后的产销规模更是一年上一个台阶。

　　进入21世纪后，轿车开始进入家庭，我国汽车工业得到更大发展。民营资本在汽车行业中更为活跃；国际汽车巨头都来中国合资建厂；国有汽车企业逐渐成为大集团。

　　在一片繁荣背后，我国汽车工业中尚有不少深层次问题。比如近年来我们的汽车工业一直在喊走出，发展海外市场，但在欧美发达市场屡屡碰壁，现在没有一个企业敢拍胸脯说自己的产品已经成功打入欧美市场。

　　表面上是我们的产品质量不过关，达不到欧美发达国家的“高门槛”，但深层原因还是我们企业管理水平不行。现在到我们主流汽车企业去看看，尤其是几家国有大集团，研发、生产的硬件设备不比国外差，有些生产设备还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即便有很先进的硬件设备，我们还是无法开发、生产出世界先进的产品。直接原因是研发与工人的素质问题，但归根结底，是我们的管理体制与企业领导管理水平有问题。

　　这么多年我国汽车工业一直以国有企业为主，国家支持力度最大也是几大国有企业，社会也最关注这些企业。我认为中国汽车工业目前发展的一个很重要问题是国有汽车企业领导缺乏企业家精神。

　　这不是汽车企业单独有的问题，而是所有国有资本集中的行业共同面对的问题。现在政府部门经常采取的做法是，把业绩好的企业领导提拔到更高级别的政府官员岗位，或者将比较看好的干部派到企业干几年，然后调回政府部门并提拔。不管怎样，似乎国有企业领导更好的出路就是政府部门。

　　这种培养干部的方式，实际上不利于培养国有企业领导的企业家精神。政府领导与企业领导的要求还是不一样的，当政府领导要求有魄力、敢拍板，做企业领导更要求懂技术、懂经营，遵从科学管理原则。这种干几年就走的干部调配制度，不利于企业领导长期扎根企业。

　　在这种干部管理体制下，少数企业领导把当企业领导作为一个跳板，企业管理经历成为获取更好仕途的一种资源。

　　这种领导管理企业，急于在短期内做出成绩，搞形象工程，上面说重视新能源，就赶紧弄几台样车。上面说支持汽车企业走出去，就赶紧到海外布个点，出口一批车。

　　“官本位”思想主导的企业领导，自然缺乏长远的战略考虑。企业管理的提升也就有限度，一言堂、一把手说了算的现象也就不稀奇，战略失误也难以避免。这对企业本身乃至我国汽车工业的长远发展非常不利。

　　当然，当企业领导有经营目标，压力更大，进入政府做官则比较轻松，没有那么大的经营压力，只要不出大错，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如何处理好国有企业高层的激励与监管机制，一直是近些年中央政府部门努力解决的。

　　相较于国有企业，我觉得民营企业更有活力，因为企业领导是拿着自己的钱在做事，战略失误了损失的是自己的钱。因此必须从实际经营的角度出发，做真正对企业经营有利的事。但民营企业也有自己的问题，比如解决资金短缺、家族管理等问题。

　　要解决我国汽车工业的深层次问题，必须有一批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领导，安心长期扎根于企业，想尽办法提升技术与管理水平，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需要时间。短期急功近利或者急于求成，都无法达到目的。

　　（陈祖涛口述 耿慧丽、李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