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汽期间,我参加了很多对外谈判,遇到过各种各样的问题,谈判中阻力很大,但每次都是经过艰难的努力达成协议,推动一汽的发展。
80年代,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初期。外国对中国并不了解,对中国的市场、企业不了解,对中国的技术人员、管理层都不了解,这是当时最大的困难。一汽当时之所以能在谈判上占主动,就是我们组织了一个高水平的谈判班子,有李光荣先生,还有后来参加的智百年、李肇瑞、马兴洲、张银福等,整个代表团懂英语、懂技术、懂管理,与外国人可以谈所有的问题。我们参观他们的厂,提出了许多让他们非常吃惊的问题。
当时,德国大众公司在美国威斯摩兰有一个轿车厂已停产准备出售,一汽召开了一次高端会议,决定要买美国威斯摩兰的整个工厂,来生产现在这种捷达。
我们决定派最小的代表团——就是李光荣和我两个人去德国。这个谈判非常艰难,因为我们手上只有2000万美元的外汇,但他要卖3900万美元。那是一个春节,谈了21天。最后谈到2500万,我们还要降到2000万美元的时候,德国人决定送客,说,再往下降,对我们是不光彩的事,但我们都是好朋友,我们请你吃个饭,送客了。
一下子山穷水尽。这一天回来,我和李光荣愁眉不展,如果这个工厂没能买下来,全部讨论的战略就化为乌有了。第二天,他们请我们吃饭,完全无心谈判的事了。最后大家随便唠一唠,他们非常担心奥迪,新的车型没有出来。他们几个在那儿已经吃了好半天的饭,谁都放松了,他们说达不到保本点还要裁员,新车型开发没有跟上,卖现在的车型已经到不了保本点了。
这个消息一下被我们听到了,我当场就说,我们可不可以互相解决困难,我不能给你2500万美元,但我可以买一部分车,在未来的几年里作为最大的用户买你的车,使你的车超过保本点。必须用一年前我们约定的那样,我要像买你零部件一样的价格,如果你肯用这个价格,我们可以跟国家争取买你一部分车,使你在未来两年当中能够达到保本点。但是,你那个厂要白给我们。
他们一听很兴奋,说那你们退掉票,我们要向董事会报告。我们说,你说的数量绝不能大。实际上非常巧,就在李光荣和我去德国从北京中转的时候,因为我是一汽副总,我们到了国家计委,听说国家为了急需用车,大概同意进20000台散件来装车。我们心想正好,把这两件事连在一起。第二天,德国人说如果你在未来3年能买我20000台,我这个工厂可以白给你。我们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最后还是定14500台,用一年以前定的价格,把带去的2000万美元全部省下了!
这里有一定的偶然性,如果不是我俩的英语比较好一点,能够听清他们闲唠这些事并且捕捉到了的话,这个事也就不行。现在一汽大众的总装线和焊装线,大部分是威斯摩兰厂的主要设备,那个焊装线仍然是全国自动化程度最高的,当时就有72个机械人。这是德国人在美国的工厂,美国人一看也是目瞪口呆,说这个工厂这么简单就变成中国人的厂了?后来,我们派去100多人,干了一年半,把一个62万平方米工厂的主要设备全部拆下来,约有上万吨,全部运回一汽。这里最重要的是技术含量巨大。这个厂关闭时,全部图纸,每个生产线的每个部位、零部件的图纸都有。买这个技术更是完全没有料到的,这是一个80年代投产、中间又经过一次大规模的技术更新的一个厂。后来那2000万美元武装了几个分厂。这些厂因为有了几百万美元的设备和技 术引进,都变成了行业里的一流的零部件厂。
(根据《第一汽车2004年鉴》“谈判桌上的较量——吕福源访谈录”一文整理,原文刊于《一汽创建发展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