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汽车城长春有条东风大街。
宽阔的道路两边是一排排整齐划一的“宫殿式”大红楼——黛色琉璃瓦、中国式斗拱,加上白色的西式阳台。每一栋楼都不超过三层,却自成体系,沿东风大街自西向东一字排开。与这条典型带有明显时代气息的街道名字一样,这些已经矗立了五十多年的大红楼伴随新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的诞生,见证了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成长壮大。
一汽诞生
1955年7月,华福林大学毕业后来到长春,被分配到第一汽车制造厂。那时,设计处大楼还没盖好,办公地点在伪皇宫。
9月20日,华福林去干部科报到,科长告诉他:“你先到车间干一年,我保证第二年把你调回设计处搞本专业。”车间就是摩托工厂变速箱车间。
去干什么呢?搞机床维修。华福林觉得很郁闷,“我学的是汽车专业,怎么就去搞机床呢?”
但事实上,在经过一年多的基层锻炼后,被调回设计处的华福林很快就接到了第一个任务,设计CA11A卡车。从那以后,他干起了本行——设计“红旗”自动变速箱、第一辆“红旗”防弹车……
华福林正是当年从四面八方汇集到长春技术人员中的一员。在他来到长春的前两年,已经有4000多人远离故乡,在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开始参与一汽的建设。70多岁的老人付金岭当时就是抽调到长春的技术人员。在到达长春的那天,看着一大片荒芜的土地,他问接待人员,我们的工厂在哪里,接待人员指着前方的空地说,那就是。“什么时候开始建设?”回答是,已经开始了。
1949年12月,毛泽东赴前苏联访问,这次访问的目的是由前苏联帮助中国建设一系列重点工业项目。在这期间,毛泽东参观了斯大林汽车厂,当看到流水线上鱼贯而出的汽车时,毛泽东对身边的随行人员说:“我们也要有这样的汽车厂。”
这一想法在1950年开始着手实施。1月份,毛泽东和周恩来与前苏联签署了一系列援助协议,帮助中国建立汽车项目成为重要的一项,前苏联给了中国3亿美元和5亿卢布的长期低息贷款,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建设被列入了第一个5年计划。
1953年,毛泽东亲自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年建设长春汽车厂的指示》,最初建设者比拟苏联的模式,曾将工厂称为毛泽东汽车厂,后来又称“长春汽车厂”,而一汽的老员工则将其称为652厂。1953年7月15日,毛泽东亲自题写“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碑文被安置于厂区中心广场,自此第一汽车厂的名称正式确立。三年之后,这里成功生产出新中国第一辆解放牌4吨载货汽车。
红旗招展
造卡车,只是新中国汽车工业的开篇;造自己的轿车,才是第一代领导人更大的愿望。
1958年5月,也就是新中国第一辆卡车下线后的22个月后,中国第一辆国产轿车——东风牌CA71型轿车也制造成功。
但东风轿车不够档次。中央领导和中国的驻外使节外出以及到机场迎接外宾时,希望能坐上中国自己生产的高级轿车。这可难坏了负责技术工作、时任一汽工艺处副处长的陈祖涛:“当时我们国内的生产能力与技术还不具备生产轿车的水平——如果说生产卡车是小学水平,那么生产轿车相当于大学本科水平,而高级轿车的生产层次更高。”
同年7月,一汽参照美国克莱斯勒1955年型C69轿车,研制出红旗牌CA72高级轿车。这辆新中国的一代名车,于国庆10周年前小批量试制出43辆。从1958年到1981年,前后23年,一共只生产了1540辆。
“红旗的问世,并不说明我们掌握了多高的技术能力,可以说政治意义更大,我们在结构件上基本抄袭样车,只是重新设计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外观。”陈祖涛回忆说。
不过在上世纪那个特殊年代,红旗的问世极大鼓舞了新中国的汽车人。上海汽车装配厂于1958年9月和1959年1月各试制出了一辆以凤凰为标志的样车。后来为提高水平向国庆10周年献礼,又以1956年款的奔驰220S型轿车为样车,于1959年9月30日试制出了新的凤凰牌轿车,前后共生产了18辆。1964年开始小批量生产,并改称为上海牌SH760型轿车。
1958年6月20日北京第一汽车附件厂试制出第一辆样车,命名为井冈山牌,共生产了30辆。同年7月,北汽还曾参照美国别克轿车试制国产高级轿车,到1959年9月试制出6辆,定名为北京牌。1960年北汽又根据前苏联伏尔加轿车的图纸,小批量试制了106辆名为东方红牌的轿车。
从第一辆东风牌轿车下线,到上世纪80年代的20多年间,由于国家政策一直“重卡轻轿”,我国轿车工业一直处于缓慢发展状态。1972年轿车最高产量达到过600辆。1980年,轿车最高产量达到4000辆。单一的公车消费结构使中国轿车的需求受到抑制。80年代中期,中国的千人汽车保有量为0.5辆,连非洲最穷困的埃塞俄比亚(千人1.3辆)都不如,在全世界140个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一。
原一机部部长何光远在总结中国汽车50多年坎坷历程时说,1953年到1984年,中国汽车工业基本上是“中国卡车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