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应该选择合适的地方去发展

　　第二，我们不是说倡导限购或者限行，就把小汽车赶尽杀绝，我们说一定要适度。适合我们城市密度发展客观规律的，一定要让小汽车付出应有的成本，同时我们必须要不遗余力的来改善我们城市的交通环境，当然也包括我们要改变我们城市的交通管理，怎么样提高我们的交通管理、交通水平，这里面的智能交通怎么办。

　　在北京我们尝试到了，我们专门有这样的系统观测交通到底是什么程度，我们现在知道到什么时候社会对交通产生非常大的反响，我们能够知道每一天2千万人次公交的刷卡量，他们从哪上车、从哪下车，通过这个要进行优化，同时对我们市民提供服务。我们建立了非常大的综合交通指挥中心，我们实时的路况信息大家在手机上随时可以看得到，我注意到天津也有，全国的公共网现在在手机上都逐步逐步在展开，这些方面实际都会给我们的出行带来一些便利，我也相信在这个方面上实际对我们的小汽车都会是一个利好的方面。

　　总之，其实我是在想，我们今天来探讨我们汽车工业未来的时候，我们的汽车业应该担负一个什么责任，换句话说，实际上我们中国政府应该担一个什么样的责任，我想包括我们中国的人民应该担一个什么责任，其实汽车是个好东西，但是汽车的发展应该要因地制宜。同样，我相信我们在使用汽车的时候，其实也担负着一个责任，就是当我们在占用这么大的城市资源，包括产生城市空气污染的时候，我们应该担什么样的责任。

　　主持人：感谢郭所长，因地制宜，如果生活在北京的话是不是就不要更多的开车了。

　　郭继孚：我记得有一句话说的对了，他们说你选择了一个城市实际是选择了一个生活方式，你如果选择了住在曼哈顿，一定要想想在那个地方开车是很难的事情、是很贵的事情，这是我们确实要思考的。反过来，如果你要是住在天津的蓟县、住在北京的密云，那样的山沟里面我们的轨道交通修到那里是非常昂贵的、非常浪费的，那个地方交通靠什么解决，最佳的方式还是小汽车，所以我们的汽车应该选择地方去发展。

　　主持人：刚才谈到智能交通，我觉得我们北京市和国际大都市比智能交通的水平还不够高，比如东京动态的智能交通系统，德国动态的智能交通系统，这些系统可以让开车的人大概知道哪条道堵车、哪条道不堵车，可以更好的选择路线。

　　董扬：缓解交通应通过市场调节 注意成本控制

　　董扬：刚才郭所长也讲了很多，现在来看，汽车行业对我们来说，我们要认识到汽车不能无限制的发展，当然发展汽车是有成本的，我同意。但是我不想这些部门用限购掩盖自己的问题，比如说城市规划问题。刚才李教授讲到了换乘，北京是换乘条件最差的城市，原来，火车、长途车和公交都不在一起，因为各个部门在管，必须要走的路很长，我觉得这个是大家觉得交通状况不好的原因。

　　我没有数据，想问一下旁边这位嘉宾，我感觉在巴黎坐地铁是保证400米左右就能找到一个地铁站，在北京我感觉好像在这么长的距离内找不到，是不是当初修地铁的时候因为我们穷所以站拉开了一点，总之，没有让人感觉达到了这种程度。

　　其次，是停车厂的问题，我本人住的小区是2000年开的盘，地下两层是停自行车的，院子里面天天因为停车打架。所以，各个部门，一是缺乏预见性，再一个是缺乏科学的管理。刚才有嘉宾提到了北京的智能交通，我敢说北京道路上的路况提示是最不准的，我实际算，你别看是红的，别怕，过得去；别看是绿的，过不去，最可恶的是不标路况，写口号。还有，有时候写路况，一句话代表一个方向，换一个图可能有四、五句话，来回晃，我觉得很多地方管理水平很差。

　　再次，在北京我感同身受，我同意在北京采取措施缓解交通，但是我觉得各项措施要核算成本，现在好多事齐抓共管，什么是齐抓共管？所有药搁在一个锅里，不计成本，这是不好的，应该用尽量小的成本获得尽量大的效果。

　　我们能用经济的方法不要用行政的方法。难道说中国的管理都要用行政方法吗？我觉得尽量用经济的方法，比如说停车位的问题，我就赞成如果我们城市区说你现在这样买车，你必须有停车位，而不是以前开一个停车证明，上石景山开一个停车证明，在西城买车，不是这样。而且我注意到一点，北京最近“70条”政策里边没有一条是扩建停车厂的，其实我认为应该在城市里面大量扩建停车厂，现在建筑市场又不太好，水泥价格下降，钢铁业不好，就是因为我们住房限制。赵福全回来跟我说，他离开美国十年，发现纽约路边有很多很高的停车楼，这个停车楼按照一平方米多少钱，20万卖车他一个车位，30万卖他一个车位，要想在城里停车就弄这个，我觉得这些措施都应该采取。

　　我是觉得，别简单的用行政方法解决问题，在我们国家经常有一种感觉，第一，是用起来快，第二，领导决心大，第三，不太顾及老百姓先有车、后有车等公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