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方谈判从1979年10月开始，这是北汽第一次合资谈判，我们跟美国人打交道没任何经验，只能谨小慎微。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也不了解，而且还打过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曾经是敌对双方。再加上美国是市场经济，而我们是计划经济，彼此互不了解，使得谈判很难推进。我记得最开始的一个星期，双方只是先期接触。谈判时往往是美方谈方案，我们再提问。每次谈完，我们得分头给政府相关部门打报告，等着批回来…… [更多]
北京吉普风波始末
“北京吉普风波从BJC和AMC两个企业之间的争端，发展到两国大使馆的介入，再到两国主要领导人的介入，世界舆论广泛报道和评论。尤其是1986年3～4月间，北京吉普的确处在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对吉普公司的决策，胡耀邦两次做批示，赵紫阳三次做批示，多次做讲话……”
这是我第二次坐在79岁的赵乃林面前，听他讲述一段并不太遥远的汽车往事：中国首家汽车合资企业中外双方一场并不鲜见的商业之战，如何一步步升级演变为一场震惊世界的汽车事件？作为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带有尝试性的特殊产物，北京吉普公司跌宕起伏的命运，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对合资合营这一新模式的试探和试验。
北京吉普事件后，《洛杉矶时报》前驻北京记者吉姆?曼恩（Jim Mann）著书《北京吉普：西方企业在中国的案例研究》，其被美国之音连播近一年。这本书后来被翻译成日文，成为日本企业界跟中国合资的必读书。
记录还原北京吉普风波事件原貌的过程，也是一段重新观察和梳理特定阶段中国汽车业发展历史的过程，这不禁让我想起中国第一代汽车合资企业中方领导人的沉浮命运。作为合资合作的铺路石，他们才华出众，在风华正茂之年被历史赋予独特经历，因而命运迥异，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有人跳楼；有人隐遁；有人身患绝症；还有人英年去世……[详细]
到中国探险
- 六位副总理的批示
北京汽车制造厂能不能谈合资？余秋里、李先念、耿飚、王任重、谷牧、康世恩等六位中央领导批复“原则同意”。我查了一下资料，中国第一家合资企业是1979年9月成立的福建建侨企业公司，总投资24万美元，生产塑料布。北京市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是1980年5月成立的北京航空食品公司。而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汽车企业，以政府批文为准，是1983年6月1日成立的北京吉普汽车公司。[更多]
- 二代车为何一再推迟
一没钱，二没技术，三是军队压缩军费，四是从技术角度不知道应该搞什么样的车，二代车一再推迟有其客观原因。但如果说我们合资后一直沿用老产品，这个说法有些误解。为什么？谈判过程中，中美双方互换了3辆车。我们给美国3辆BJ212；美国给我们3辆合资企业将来要生产的CJ吉普车，美方把其中1辆做2.5万公里越野试验，试验后解剖，对每个零件进行精密测量和分析；1辆进行解体，最大限度地把美国车的总成换到BJ212上，包括发动机、变速箱、刹车、转向和消音器等，结果发现几乎什么都能装，并且很成功。第3辆车完整保存，不能动。[更多]
- 最满意的老师是孟少农
1972年陈厂长把孟少农请到陕汽任总工程师。孟在陕汽一直干到1979年，我在他身边朝夕相处干了7年。他的很多思路都是由我去组织实施和实现。我简单讲讲我的经历。1933年我出生在山东省龙口市，18岁参军，在总后勤部西北军区机械学校学汽车制造、设计和修理等。当时我国还没有汽车厂，只有修理厂，解放后总后接管了5个全国最大的修理厂，分别在宝鸡、綦江、南京、武汉和北京，实习时我们就到这些修理厂。[更多]
关键是进口许可证
AMC关注三个问题：一是BJC没有例行装船计划，违反了协议；二是1986年CKD价格和数量定不下来，因此第五次董事会批准的投资已经失效；三是1985年第四季度散件不能按期发运，势必造成1986年一季度后停产。鉴于上述问题，AMC建议采取以下四个措施：停止投资；停止新雇用的专家；停止技术转让；停止培训。某种程度上，AMC的这个电传是一个信号。圣皮尔看到电传后吓了一跳，他感到“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电传”……[更多]
- 埋下伏笔
散件装船前我们有两个证件没拿到手，一是进口许可证 二是由中国银行发的信用证。这为后来的吉普风波埋下伏笔。接着谈今天的主题吉普风波。我文笔不精，但写的这份资料《风雨十年》迄今未对外发表过。在此基础上，后来我又整理了《吉普风波始末》，根据我在合资公司内部做的一个报告整理成文。[更多]
- “尽快解决为宜”
从（1985年）12月8日报告批示之日算起，经过108天、20次会议，到1986年3月19日才把1008辆许可证批下来，从中可以看出手续的复杂程度。到底怎么办？（1985年）11月8日AMC派远东部经理曲莫到北京来做交涉。在他抵达北京的前一天，（1985年11月）7日中方董事们研究认为北京吉普有必要变动人事。因此，我们对合资公司进行紧急人事调整，我任副董事长，陈须林任副总经理，总经理是圣皮尔。[更多]
5月8日有深意
在不到一个多月时间内，我们接到批示和圈阅件多达16项，而且基本是国务院副总理以上的。这恐怕是国有大企业中极其罕见的现象。由于它牵扯到国家对外开放政策，牵扯到国家决策，事件已远非我们合资企业所能决策。（1986年）5月6日是BJC历史上非常关键的一天，由谷牧同志主持，40多人在国务院第二会议室对BJC进行全面决策并决定：高级会谈由陈祖涛、张建民出面，朱镕基协调，向谷牧同志汇报…… [更多]
- 第一枪
AMC董事长在美国《汽车工业》杂志发布新闻，大标题是一个疑问句“中国的切诺基要停产吗？”由此从而打响新闻开火的第一枪。1986年2月21日这一天发生了三件与BJC有关的大事。第一件事，AMC董事长德戴瓦代在美国《汽车工业》杂志发布新闻，大标题是一个疑问句“中国的切诺基要停产吗？”他在文中预示未来几周或几个月内AMC将发生重大问题。这个巨大的问号下什么问题也没说，但却由董事长打响了新闻开火的第一枪。[更多]
- 见，还是不见？
这封电传挺有意思，他没有说请你定个时间，也没商量说定个时间，就直截了当说5月8日见面。这个日子背后有何深义？沈坚白对中国国情比较熟悉。尼克松访华后，他多次到中国进行技术交流，并与朱镕基有过数面之缘。他感觉要解决这个问题，可能得找朱镕基。后来有次圣皮尔就问我朱镕基是个什么人？我说他是国家经委主任，此人很了不起。经过沈坚白协调，凯培直接给朱镕基发了份传真。他在电传里这样写到：听说朱先生对BJC的情况非常关心，而且你也非常有权威来协调BJC的问题。我非常想见到你，但是我重任在身，不能离开美国。[更多]
摸着石头过河
北京吉普事件后，《洛杉矶时报》前驻北京记者吉姆 曼恩著书《北京吉普：西方企业在中国的案例研究》，被美国之音连播近一年。这本书后来被翻译成日文，成为日本企业界跟中国合资的必读书。我重提这段历史，就是想让大家知道改革开放初期的复杂程度，国家非常支持合资企业搞好，不轻易让它倒闭，但当时部门不健全，法制也不健全，我们谈判时还没有合资法，签约时也没有实施细则…… [更多]
- 峰回路转
他们找来8张复印白纸，签上自己的名字，让中方代表也签上名字。至于对外公布的公告，美国代表说，双方再传真商量。
中午朱镕基宴请美国代表团。下午双方立即展开会谈。这个会谈本来打算一天的高级会谈，然后转向董事会。结果双方就五个核心问题——国产化、出口创汇、二代车、CKD散件和投资规模翻来覆去谈。美国最关心CKD，中国最关心国产化，双方越谈越激烈，久谈不下。[更多]
- 几近难产的公报
高级会谈要求在十天内发表公报。这个公报几近难产。我负责与对方沟通，我起草一个，对方起草一个，有时电话，有时电传，这样沟通了十来天。
高级会谈要求在十天内发表公报。这个公报几近难产。美国人希望用他们的新闻报道方式，我们说中国有中国的新闻报道习惯。我负责与对方沟通，我起草一个，对方起草一个，双方争论不休。有时电话，有时电传，这样沟通了十天。
到最后我有些不耐烦了，我给克莱尔发电传说，信用证已经确定，只等公告发表便下发。美国人一看，马上回电传说，我们对中方的习惯有些误解，对此表示道歉，希望完全按照你们拟写的文件发表。
北京时间1986年5月23日上午10点，底特律时间23日晚9点，双方同时对外发布中英文会谈公告。全文如下：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朱镕基先生的邀请，以美国汽车公司负责国际事务的副总裁T.O.克莱尔先生为首的代表团，为讨论与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经营和发展有关的政策问题，于1986年5月8日至12日访问了北京。
朱镕基先生会见了代表团，表示了对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的关怀和支持。
会谈是由中国汽车工业公司总经理陈祖涛先生和北京市副市长张健民先生与克莱尔先生进行的。 [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