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吉普风波从BJC和AMC两个企业之间的争端，发展到两国大使馆的介入，再到两国主要领导人的介入，世界舆论广泛报道和评论。尤其是1986年3～4月间，北京吉普的确处在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对吉普公司的决策，胡耀邦两次做批示，赵紫阳三次做批示，多次做讲话……”

　　这是我第二次坐在79岁的赵乃林面前，听他讲述一段并不太遥远的汽车往事：中国首家汽车合资企业中外双方一场并不鲜见的商业之战，如何一步步升级演变为一场震惊世界的汽车事件？作为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带有尝试性的特殊产物，北京吉普公司跌宕起伏的命运，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对合资合营这一新模式的试探和试验。

　　北京吉普事件后，《洛杉矶时报》前驻北京记者吉姆·曼恩（Jim Mann）著书《北京吉普：西方企业在中国的案例研究》，其被美国之音连播近一年。这本书后来被翻译成日文，成为当时日本企业界跟中国合资的必读书。

　　记录还原北京吉普风波事件原貌的过程，也是一段重新观察和梳理特定阶段中国汽车业发展历史的过程，这不禁让我想起中国第一代汽车合资企业中方领导人的沉浮命运。作为合资合作的铺路石，他们才华出众，在风华正茂之年被历史赋予独特经历，因而命运迥异，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有人跳楼；有人隐遁；有人身患绝症；还有人英年去世……

　　“我很怀念当年那些亲密的领导和战友，我们是难兄难弟。”说这句话时，我分明看到他眼中积蓄的泪光。这位为汽车倾其一生的老汽车人依然思维清晰，惯用事实数据讲述。他1933年出生在山东省龙口市，18岁参军，在总后西北军区机械学校学习。20岁被分配到总后北京第五汽车制配厂。3年后考取清华大学夜校部，凭其毅力和坚守完成五年半的学业。

　　喜欢技术不愿做管理工作的赵在1982年勉强上任北京汽车制造厂厂长。北京吉普合资开业时他身患心肌梗塞，血管被堵，幸亏抢救及时。但就是这个心脏伴他干了15年。1993年他60岁，本应退休，在董事长王玫的动员下，延长5年干到1998年3月正式退休。2008年他被检查出胃癌，做手术又化疗。因此，“能活到今天，我很高兴。”

　　历史总是无情地推动年轮前行。世事沧桑，如今还有多少人知晓这些曾名噪一时的名字：上海大众第一任总经理方宏；神龙汽车公司第一任总经理宋祖慰；北京吉普第一任董事长吴忠良；广州标致第一任总经理刘煜伟……他们的命运与其所处时代紧密相连，纵有千种鸿志，奈何总被雨打风吹去？

　　大家都认为合资企业的总经理很风光，很了不起。看看我们现在的合资合作，基本上是博览世界纵长，不管是日本，还是欧洲、美国，都会把最先进技术引入中国。但在我们那个年代，改革开放之初，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做合资企业难度相当大。

　　压力大到什么程度？估计你们很难想像。我们那一代人，各有各的境遇：有人跳楼；有人隐遁；有人绝症；还有人早年去世……这批开拓汽车事业的人命运迥异，甚至付出生命和鲜血，其艰辛可想而知。

　　因此，今天我想把这个艰难的事业——难到什么程度讲给你听，也希望你能从中领悟一些道理，看清汽车工业在改革开放起步之初国家、社会和企业的种种真实状况。

　　相反，我不想谈我昨天做了什么，今天又做了什么，（这）没多大意义。我这一生走过很多坎坷不平路，因此我不太愿意回忆，最好都忘掉算了，还可以高高兴兴多活几年，想那些受苦受难的过程干什么？

　　2008年我得了胃癌，做手术后又化疗。所以能活到今天我很高兴。北京吉普合资开业时我就心肌梗塞，血管被堵，幸亏抢救及时挺过来了。就是这个心脏伴我干了15年合资企业，说冒着生命危险一点也不为过。要说倒下去，也是一瞬间的事，但很幸运，我活到了今天。

　　北京吉普合资前我是北京汽车制造厂厂长，行政一把手。合资后分离，分离后北汽仍是合资企业的大股东，进入合资的人开始和美国人打交道：建立制度、任命干部、引进技术、投产以及国产化……过程繁杂，其中发生的事情也很多，同时也给未合资部分带来很多困难，出现二次创业，感到内疚。

　　但我主要谈一件事。2006年你采访郑焕明（原北京汽车制造厂厂长、北京汽车工业联合公司总经理）时，文章中有个小标题叫“吉普风波”，作为事件的亲历者，我今天解密这份已尘封27年的档案，把吉普风波的真实内幕告诉你，让大家体味中国第一家汽车合资企业坎坷发展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