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近难产的公报

　　高级会谈要求在十天内发表公报。这个公报几近难产。我负责与对方沟通，我起草一个，对方起草一个，有时电话，有时电传，这样沟通了十来天。

　　高级会谈要求在十天内发表公报。这个公报几近难产。美国人希望用他们的新闻报道方式，我们说中国有中国的新闻报道习惯。我负责与对方沟通，我起草一个，对方起草一个，双方争论不休。有时电话，有时电传，这样沟通了十天。

　　到最后我有些不耐烦了，我给克莱尔发电传说，信用证已经确定，只等公告发表便下发。

　　美国人一看，马上回电传说，我们对中方的习惯有些误解，对此表示道歉，希望完全按照你们拟写的文件发表。

　　北京时间1986年5月23日上午10点，底特律时间23日晚9点，双方同时对外发布中英文会谈公告。全文如下：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朱镕基先生的邀请，以美国汽车公司负责国际事务的副总裁T.O.克莱尔先生为首的代表团，为讨论与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经营和发展有关的政策问题，于1986年5月8日至12日访问了北京。

　　朱镕基先生会见了代表团，表示了对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的关怀和支持。

　　会谈是由中国汽车工业公司总经理陈祖涛先生和北京市副市长张建民先生与克莱尔先生进行的。

　　通过讨论，双方原则上同意采取行动，使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能继续进行切诺基吉普项目，并加速国产化，将在不久的将来完成全面的详细的发展计划。

　　会谈是在坦率而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双方再次肯定对办好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的信心及其做为中美人民友好象征的重要性。

　　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是1983年5月5日做为中国第一家与外国伙伴建立的汽车合资经营企业，她拥有四千名职工，于1985年生产了21500辆汽车。公司建立以来，在中美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在经营管理，提高质量吸收技术方面都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

　　第二天，中国驻美大使馆发来电传：公告在美国各大报纸见报。

　　会谈确定，5年建设需要6230万美元的外汇，除自己创汇外，还缺1600万美元。国家计委拿出1000万美元的外汇额度支持BJC。北京市政府支持300万美元外汇额度；中汽公司支持300万美元额度。这样解决后，企业满意，政府也满意。

　　北京吉普风波从BJC和AMC两个企业的争论，发展到两国大使馆的介入，再到两国主要领导人的介入，世界舆论的广泛报道和评论。尤其是1986年3～4月间，BJC的确处在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

　　对吉普公司的决策，胡耀邦同志两次做批示，赵紫阳三次做批示，多次做讲话。赵紫阳同志跟贝克见面时，贝克说，吉普公司出了点麻烦，现在情况怎么样？赵说，这情况我知道，相信会解决的。1986年5月16日，布什在白宫会见姚依林时，他问了句，北京吉普出了点麻烦，现在怎么样。姚说，解决了。

　　为什么合资企业总经理难当，它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特殊产物。这个产物，当时没有法规约束，企业的一些事情不知到哪个部门请示报告，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北京吉普事件后，《洛杉矶时报》前驻北京记者吉姆·曼恩（Jim Mann）著书《北京吉普：西方企业在中国的案例研究》，被美国之音连播近一年。这本书后来被翻译成日文，成为当时日本企业界跟中国合资的必读书。

　　我重提这段历史，就是想让大家知道改革开放初期的复杂程度，国家非常支持合资企业搞好，不轻易让它倒闭，但当时部门不健全，法制也不健全，我们开始谈判时还没有合资法，签约时也没有实施细则。

　　北京吉普到1994年合资十年固定资产递增十倍，带病超役的老设备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全新的现代化设备。十年累计生产汽车36万辆，销售额150亿元，实现利润10.9亿元，上缴税费29亿元。十年全员劳动生产率从人均1.5辆车2.5万元猛增到人均9辆车59万元。

　　1993年我60岁，本来应该退休。我也不想再干。后来董事长王玫动员我，让我延长5年。干到1998年3月，我一天不差就退了。

　　总结起来，我们最先开业的一批汽车合资企业，在实践中为国家改革开放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政策依据。比如，我们开业时认为注册资本就是总投资，实践后国家将总投资改为注册资本的三倍（包括银行贷款）；海关对进口散件按逐年考核，采用级差税率，有力地推动了国产化的进程；国家批准用户购进口散件组装车需交企业进口散件的外汇成本，以解决初期外汇的困难；关于对技术密集型企业减免所得税的政策等。使合资企业逐步走上正轨，进入健康发展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