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枪

　　AMC董事长在美国《汽车工业》杂志发布新闻，大标题是一个疑问句“中国的切诺基要停产吗？”由此从而打响新闻开火的第一枪。

　　1986年2月21日这一天发生了三件与BJC有关的大事。第一件事，AMC董事长戴德瓦代在美国《汽车工业》杂志发布新闻，大标题是一个疑问句“中国的切诺基要停产吗？”他在文中预示未来几周或几个月内AMC将发生重大问题。这个巨大的问号下什么问题也没说，但却由董事长打响了新闻开火的第一枪。

　　第二件事，AMC中国项目经理布鲁斯给我发来电传，表示在问题没有解决前，请推迟培训小组的离京时间。意思是从（1986年2月）21日开始，不能派人去美国。

　　第三件事，圣皮尔写信给吴忠良，向中方董事表达四个意见：一是切诺基将于6月停产；二是弗利与吴董事长会谈后，与戴德瓦代通过电话，决定调回几乎全部美国专家；三是在价格和产量未达成协议前，不同意批准任何资本预算；四是他将很快与美国驻华大使劳顿先生见面，请求帮助。

　　我们和圣皮尔经常见面，但用文字来陈述，却是第一次，足见事态的严重程度。

　　戴德瓦代的新闻一发布，北京吉普风波开始蔓延，美国、香港、日本和欧洲各大报纸的报道铺天盖地。香港报纸说，中共缺乏外汇，吉普车临危，产量急剧削减。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说，北京吉普受到外汇短缺的损伤。美国《商业周刊》说，外汇困难使吉普公司进程缓慢。美国《金融时报》说，现金危机打击了吉普企业。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是，盛开的中国投资之花凋谢，令人脸红。《华尔街日报》说，美国汽车公司在华投资陷入困境，生产迟缓，汽车堆积卖不出去。《美国新闻周报》的题目是“崎岖之路上的吉普车”，这篇报道于1986年6月12日被中国《参考消息》转载。

　　《纽约时报》有个记者叫约翰·波恩斯，他写的报道是，美国汽车公司在中国的麻烦——吉普公司在冲突中呻吟。他在文章中提到，北京的春天风沙很大，一片阴暗状态，总装车间的工人在睡觉……还配了张工人睡觉的大照片。这位记者对中国极不友好，后来被驱逐出境。即使是美国专家也对他很反感，如总经理助理约翰逊说，这简直就是捡了一粒沙子，当成一座大山，放大镜不知道几万倍地放大。

　　上述报道都不约而同地写了AMC高层在研究BJC问题时曾经提过的关闭方案。

　　新闻界广泛议论，我们身上压力倍增，甚至感到有些措手不及。在合资公司的党委组织下，经理部门和工会、董事会反复讨论，确定对策为三个字“干”、“拖”、“散”——争取干，反对拖，不怕散。其实这时候我们紧张的不是工资问题，不是文化问题，而是处于改革开放政策第一线，我们不能给国家丢脸。

　　（1986年）2月28日，克莱尔致电陈祖涛，全面阐明AMC的观点和立场，提出一系列建议，请求中汽公司帮助。

　　接到克莱尔的电传后，3月3日，美国驻华大使馆的一秘保罗西尔和美国驻华商务参赞两人求见陈祖涛。保罗西尔跟我较熟，以前经常到合资公司走动。刚一见面，他就问：你们合资法第五十六条规定董事会有权决定生产计划，但董事会确定后，为什么政府不让干？

　　陈祖涛的回答很简单。他说，董事会的决定对政府无效，因为董事会只能决定董事会权限内的事，不能对政府管的事做决定。

　　两人离开后，陈祖涛立即将双方见面的详细经过上报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同志。李鹏做了如下批示：此次我看中方也有毛病，因为董事不是也有我们代表参加吗？应该在获得国家计划批准的前提下，董事会再提出来。

　　接着保罗西尔和商务参赞去找经贸部外资局局长张杰。商务参赞表示，北京吉普事件对美国影响很大，布什副总统看过这个公司，也非常关心这家企业。美国政府的意见是希望在问题没闹大之前解决。

　　张杰回答说，问题不要紧，重要的是双方要本着互谅的精神，按照合同的责权利范围执行。

　　1986年3月14日，BJC总经理圣皮尔给赵紫阳总理写了一封信，提到北京吉普面临的困难，希望得到帮助。这封信通过一个访问中国的美国高级代表团递交给赵紫阳本人。（1986年）4月4日，赵紫阳在信函上直接批示：请经委帮助解决。已经合营的企业，不要轻易使之倒闭。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有人认为圣皮尔这个人不简单，敢直接给总理写信。但我认为这种看法不全对，就像一根导火线，北京吉普事件此前已经韩大使汇报给赵紫阳，之后我们开过协调会，后来由北京市副市长张建民和陈祖涛主持，又开过四次由国家计委、国家经委、经贸部、中汽公司和北京市政府五家参加的协调会，反复研究对BJC的决策。

　　因此，这并不是一封信就解决了问题，而是前面四五个月的工作推进。但圣皮尔敢于写这封信，敢于反映情况，从而促进问题解决。

　　沈坚白是AMC的顾问，他打听到圣皮尔那封信赵紫阳有批示，但具体怎么批的却不知道，这在当时是绝密信息。可能他感觉到解决问题的时候到了，总理可能有个结论。

　　因此，总理批示3天后，AMC就发来电传，邀请陈祖涛和张建民率代表团访问AMC，进行高级会谈。这个电传写得很长，其中对外汇平衡、产品计划和国产化等都提出建议。

　　中方接到电传后，经过反复协调，认为可以谈，但如果去美国（谈），后面这些不就断线了吗？所以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到北京来谈。但来之前应该做好充分准备，不能再出现想来就来，来了却谈不好的情况。

　　确定这个基调后，中方确定由我与克莱尔用电传联络。陈祖涛在电传里婉言谢绝AMC：感谢你对我的邀请，但是事情太忙，我不能去。

　　我在电传里对克莱尔说，我们先交换情况，准备成熟时欢迎你来，咱们再谈。

　　克莱尔回电说：很好，我完全接受你的建议，而且感谢你对我的邀请。

　　我在第二封电传里说，先得解决出口才有外汇，有了外汇才能投资，才能搞好国产化。现在出口、创汇、国产化是关键问题，CKD数量要谈，但必须要在国产化基础上搞CKD，CKD不是目的。

　　克莱尔看后有些不耐烦。他说，赵先生这种电传纯粹是浪费时间，老调重弹。你没什么新建议，我也没什么新谈法，这就是浪费时间，弹多少次了还弹。

　　有人说克莱尔这封电传对我不尊重。我说，情况的确如此，尊重也没法尊重。双方都没什么办法，但老这样扯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