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快解决为宜”

　　从（1985年）12月8日报告批示之日算起，经过108天、20次会议，到1986年3月19日才把1008辆许可证批下来，从中可以看出手续的复杂程度。

　　到底怎么办？（1985年）11月8日AMC派远东部经理曲莫到北京来做交涉。在他抵达北京的前一天，（1985年11月）7日中方董事们研究认为北京吉普有必要变动人事。因此，我们对合资公司进行紧急人事调整，我任副董事长，陈须林任副总经理，总经理是圣皮尔。

　　曲莫拟到北京访问一周，从8日到14日，其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一看董事会手里没有进口许可证，他去找北京市人民政府。北京经贸委主任张明很热忱地接待了他，但会谈结果是：态度很好，问题依旧。张明说，许可证不由我发，我也决定不了。

　　曲莫接着去找中汽公司，时任中汽公司副总经理的吴庆时出面接待。吴庆时说，切诺基虽然投产了，但我们还要搞军用车213（二代军车），213什么时候能搞出来？另外CKD牵涉到你们的利益，我们的利益是国产化，你不能只考虑你们的利益。曲莫提到许可证的问题，吴庆时回答，许可证不由我们管，是国家经委管。两人纠缠一番后不欢而散。

　　找来找去都不能解决实质问题。曲莫很无奈，回来找到我。曲莫说，北京吉普已经处在危急之中，如果不采取行动，将在几个月之内破产。

　　我不同意他的说法。我说，我们认为北京吉普经营得很好，开业第一年就赚了3600万元，第二年又赚4000多万，前景很好，怎么会破产呢？

　　曲莫又说，我承认前景很好，远望过去是仙境一般的美好，可是前边有一条鸿沟，这鸿沟是万丈深渊，跨越不过去，往前跨一步就会粉身碎骨。

　　我们也谈不到一块。你先回去吧，我们抓紧办。我最后说。

　　曲莫回去后大概向高层做了汇报。（1985年）11月22日，AMC的4位董事——董事长戴德瓦代、总裁凯培、副总裁克莱尔（T.O.Clare）和弗利联名发来一个强硬的电传，抬头是致董事长吴忠良和中方全体董事（7人）。他们在电传里这样写到：AMC董事们紧急地对BJC现状进行了审议，对下列严重问题深为关注……

　　请注意，他们在这里使用了外交词令。“深为关注”的意思就是我将要做出反应，但先警告你。AMC关注三个问题：一是BJC没有例行装船计划，违反了协议；二是1986年CKD价格和数量定不下来，因此第五次董事会批准的投资已经失效；三是1985年第四季度散件不能按期发运，势必造成1986年一季度后停产。

　　鉴于上述问题，AMC建议采取以下四个措施：停止投资；停止新雇用的专家；停止技术转让；停止培训。

　　某种程度上，AMC的这个电传是一个信号。圣皮尔（北京吉普总经理）看到电传后吓了一跳，他感到“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电传”或“可怕的电传”。他对克莱尔说：“以后我希望不要再来这种可怕的电传了”。

　　收到电传后，中方董事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对策。说实话，当时我们对问题有些轻视，认为这只是小事一段，AMC在小题大做——AMC动用4位领导人致电，中方董事确定由我和冯献堂两人属名回应。

　　我们在电传里一一反驳。第一，国家没发许可证，我们当然不能发信用证。没有许可证，进不了关，因此价格和数量都没法谈判。第二，我们没找到用户，没有用户跟谁谈去？没有谈判对象！你是卖车，我们也是卖车；你卖给我们，我们还得卖得用户。所以你这是没道理。

　　第三，你们要耐心等待，不要把BJC刚订出来的计划打乱。你们单方面推翻第五次董事会决定，这是非法的；你们停止技术转让也是违背总合同的，必要时我们要对800万美元的技术投资采取措施。

　　回应AMC的同时，我们也把此事报告北京市政府。北京市市长认为，这个问题对内不能当成小事，还得认真对待。

　　于是，北京市政府立即向中央写报告（该报告为铅印本），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希望紧急批准散件进口；二是批准我们的七五建设计划。

　　这个报告向上递交给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同志和国务委员宋平同志。6天后，田纪云副总理就做了批示：以尽快解决为宜，以免产生对我们不利的影响。

　　领导表态要严肃对待，但从后面事情推进程度看，这个“尽快解决为宜”从（1985年）12月8日报告批示之日算起，经过108天、20次会议，到1986年3月19日才把1008辆许可证批下来，从中可以看出手续的复杂程度。

　　在这里我就不详细叙述什么时候开的什么讨论会，但北京吉普事件牵涉两位国务院副总理、两位国务委员，还有经委和计委主任，以及两位北京市副市长，经过很多审查手续，才最终拿下许可证却是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