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会谈

　　朱镕基说，我们希望保持合作的良好气氛，在谈判过程中，要对新闻界保持沉默。等我们成功达成协议后，再用共同语言向新闻界发布公告。

　　（1986年）5月7日晚AMC高级代表团抵京。当时吴忠良生病住院，我去机场接待。说实话我很紧张——接待时如果对方问起，我该怎么回答？

　　事不凑巧，本来晚上10点钟的飞机，结果等到夜里12点也没来。我开始担心是不是飞机出事了？又1小时后，直到凌晨1点10分飞机才降落，整整晚点3小时。

　　我一见到克莱尔，就着急地问怎么回事？他叹了口气说，唉，太糟糕了。我们在洛杉矶遇到暴风，所有飞机都停飞。我们在飞机上等了3小时，起飞后还一直担心会不会半道出危险，这样提心吊胆到了北京。

　　以前迎接美方代表，我总感觉是刚谈恋爱，或者新婚不久的夫妻，还比较甜蜜。但现在的感觉是快要离婚的怨偶，互相很不愉快，只能强带笑容握手。

　　我能见到朱镕基先生吗？克莱尔问。

　　能见到，今天（5月8日）11点就可以见到他。我回答说。

　　“我们带了幻灯片，会谈时需要放。”他用商量的口气说。

　　“幻灯不同意放。”我说，朱镕基是清华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是教授，经济理论很高，不需要你们上课。

　　我担心讲不清楚，所以做了幻灯片。克莱尔接着说。

　　我说，接见时不能把屋里弄黑了，弄黑了叫什么接见？我们还要拍照片呢。幻灯肯定不能放。

　　那我要跟朱镕基交涉。他说。

　　你不用交涉。我说，我做决定不能放。

　　接见多少时间。他又问。

　　40分钟。

　　哎呀，太短了。才40分钟。我们带了一本资料。克莱尔叫起来。

　　这已经定了。我说，朱镕基同志非常忙，40分钟已相当不简单。如果再晚，他后面的事情就不好安排。只有40分钟。

　　我们把克莱尔一行送到酒店后离开。

　　按照约定，双方11点在北京饭店见面。本来是“BEIJING HOTEL”，结果却翻译成“饭店”，克莱尔一行找到北京烤鸭店去了。这边朱镕基一等二等不见人，派人去找他们，等找过来时，又耽误了10来分钟，这样接见的时间就更少了。

　　见面寒暄几句后，克莱尔问：“朱先生，会谈时间能不能延长？”

　　好说。朱镕基回答，咱们两人不是各有20分钟吗，我可以让给你10分钟——你讲30分钟，我讲10分钟。或者你要都讲了，我不讲都行。

　　不行不行，你还得多讲。你代表政府要多讲。那我就严格掌握20分钟。克莱尔说。他也不敢让，担心让了后就听不到政府的观点。

　　克莱尔拿出一本书交给朱镕基，提了书中几个重要的数字。这对我们绝对保密，书里提到BJC国产化问题——到1991年全部国产化需要7.89亿美元，约30亿元人民币。其中投资6.8亿美元，进口散件4.57亿美元，经营费用1.6亿美元，并要求5年进口5200辆切诺基。

　　我们一听，这简直是漫天要价。心里想，他们提出要放幻灯片，大概就是想用这套东西来说服我们。

　　朱镕基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中国政府始终对BJC项目是支持的，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中国人民从来都是讲信誉，信守合同，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

　　第二，BJC遇到困难，有其客观原因，也有其主观原因。客观原因是1985年中国经济“摇晃”了一下。为什么出现摇晃？原因是花20多亿美元进口了30多万辆汽车，后来发现外汇储备下降，因此要控制汽车进口。这是国家的政策。这是客观原因。

　　但BJC没有适应这个政策的变化而做出新决策，还拿老政策研究新问题，结果发现走不通了。这是你们的主观原因。

　　第三，我们愿意帮助BJC解决问题，渡过难关，解决暂时困难。政府将根据情况对BJC采取灵活的措施。

　　“我委托陈祖涛、张建民跟你们商谈。你们在北京有一周的时间，应该足够用了。”朱镕基说。

　　克莱尔表示完全听明白了，但心里仍没数。

　　其实在接见前，朱镕基就非常严谨地做过文字材料：10分钟的讲话稿，10分钟翻译。他还就讲话稿内容征求过我们意见。我在现场做会议记录，他的讲话稿就放在我这里，他思路非常清晰——几乎一字不差地全背出来了。

　　在结束谈话前，朱镕基说：我们希望保持合作的良好气氛，在谈判过程中，要对新闻界保持沉默，别一边谈一边新闻评论。等我们成功达成协议后，再用共同语言向新闻界发布公告。

　　美国代表表示：我们完全同意。他们似乎感到过去做得不大好，又当场表示了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