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攻不下

　　曲莫、克莱尔和弗利三人三攻不下，事态开始升级。

　　这是后话。总的来看，当时我们处于外松内紧状态。一个回合下来，AMC认为：我采取强硬措施,怎么BJC反馈并不太积极，回了个电传就不见动静？

　　（1985年）12月18日，AMC的3位领导——总裁凯培、副总裁克莱尔、远东部经理曲莫到华盛顿求见中国驻美大使韩叙，韩同意进行会见。

　　AMC的3人刚一落座。韩叙就单刀直入地问：你们干吗要发那个电传？你们提出那些方法都是不对的。他解释说，中国政府正在编制五年计划，政府对北京吉普公司情况很清楚，希望AMC要理解，有耐心。这是其一。其二，政府对BJC这样的合资企业一贯是支持的，希望它能变成一个在中国合资企业中的典型和橱窗。

　　凯培听了这些话非常惊奇，他们没想到韩大使会对BJC情况了如指掌。什么原因？我们把所有电传和董事会文件都报给了驻美大使馆。

　　此次会见一直到中午12点钟后。下午3点，韩大使便把接见情况紧急上报国务院，希望中央给予关注。

　　另一方面，AMC当天给我发来电传，表示对韩大使的接见很受鼓舞。他们表示同意进行培训计划，愿意和中方密切合作，在困难时期谨慎地向前走。你能看出，他们的语气有所缓和，不再是“倒闭”和“死亡”，而是“困难时期”，要“谨慎地向前走”。AMC好像吃了一颗定心丸。

　　经过大使馆的协调，看起来形势有所好转。AMC表示要来北京会谈，跟吴忠良见面。他们也挺有意思，1986年2月14日是中国过完春节后上班的第一天，克莱尔2月13日就从美国先飞到东京，晚上再飞到北京住下。14日一上班就到北京吉普公司报到，中国有句老话叫“开门红”，他倒好，来了个“开门就来”。

　　中方也做了准备。1986年2月5日，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经贸部、中汽公司和北京市政府联合召开准备会议，确定一方面要热情接待美国代表；另一方面要就国产化和出口反销问题向美方施压。但参与协调会的这些人，对CKD数量和外汇都做不了主。由于手里没有实货，我们也预估可能无法真正解决实际问题。

　　同一天，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和王兆国到BJC视察，看看BJC情况究竟如何。

　　美方错误地估计形势。克莱尔非常有信心地下了飞机，高兴地说：我这次来一切都听从中方的安排：这5天你说谈什么我就谈什么，你说怎么谈就怎么谈。

　　按照协调会的部署，第一天谈国产化；第二天谈产品和军车；第三天谈出口反销；第四天谈第三方投资跟压缩外籍雇员；第五天临走前谈CKD数量。

　　克莱尔觉得后边可能有戏，前面4天他就稳坐下来谈，双方谈得很激烈，但态度不错。白天谈判，晚上中汽公司、北京市政府等领导出面宴请。我记得当时陈祖涛在协和医院住院，他在医院里接见了克莱尔。

　　谈到最后一天，克莱尔的第一句话就是：CKD数量多少？

　　现在还定不下来。吴忠良回答。

　　你手里有没有许可证？克莱尔又问。

　　一辆也没有。

　　听到这里，克莱尔的脸色一下就变了。他说：没想到，这几天我脑子装得满满的，肚子也吃得饱饱的，但却两手空空，我怎么回去交待呢？谈了半天还是空，什么都没有，算了吧，我们走人。

　　5天的会谈，双方又不欢而散。

　　矛盾从这里开始激化。

　　（1986年2月）18日克莱尔前脚刚走，19日AMC第三把手弗利就赶到。他一来就要求见吴忠良。吴对我说，老赵，这5天谈得我晕头转向，我心脏也不好，先休息一下，你去接见弗利吧。

　　我和圣皮尔、陈须林出面跟弗利谈。但我们也没货，谈了一天还是没结果。到了晚上9点，弗利说，我今天晚上必须见吴董事长，有紧急情况磋商。

　　夜里吴忠良带着我们赶到弗利所住的长城饭店，为了保密，我们在走廊角落处，用沙发围了一个能坐下来谈的地方，在昏黄的灯光下谈了3小时，双方态度都很紧张。

　　已到半夜时分，弗利最后说，我对BJC前景非常担忧。我们计算过，切诺基将在1986年5月停产，这对中国，对美国，对BJC和AMC都是极为严重的问题。尤其会对中国合资政策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他还说，如果硬要我们停下来两年搞国产化，那你们只有另找合作伙伴，我们马上就会离开。

　　这些话份量很重。会议后，弗利提交了一份备忘录：从2月19日开始，在切诺基价格和产量没有定下来前，BJC的经理部门不应为切诺基项目批准任何资本预算。什么钱都不能花，国产化也没戏了。20日弗利返回美国。

　　由于曲莫、克莱尔和弗利三人三攻不下，事态开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