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呼吁为酒后驾车立法

    前几年长沙宝马车连撞7人，2009年6月30日的南京醉酒驾车撞死5人，杭州闹市飙车致人死亡，8月4日杭州司机酒后驾车将正在过马路的16岁女孩马芳芳撞死……近几年来，因酒后驾车、醉酒驾车而引发的恶性交通事故频频被各大媒体曝光，出现在人们视野里。

　　孙伟铭酒后驾车肇事被判死刑

　　而在7月23日成都中级人民法院以危害公共安全罪一审判决无证醉酒驾车者孙伟铭死刑之后（去年12月14日，长期无证驾驶的孙伟铭醉酒驾车，造成4人死亡、1人重伤。），酒后驾车，便一度成了当下市民最关注和热议的话题。

　　对酒后驾车、醉酒驾车造成交通事故，在法律上应如何认定？

　　是否应在《刑法》中增加酒后驾车、醉酒驾车肇事惩罚的专门条款？

　　眼下，法律界人士也正积极关注并热议。

　　酒后驾车肇事一般以“交通肇事罪”定罪量刑

　　8月13日，记者先后采访了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毛忠强、湖南骄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廖霄翔、湖南人和人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利军、湖南人和人律师事务所律师袁向明等。就目前酒后驾车肇事的量刑，他们分别谈出了自己的看法。

　　毛忠强指出，目前，法律对酒后驾车行为一般是以“交通肇事罪”定罪量刑。根据刑法第133条的规定，犯交通肇事罪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

　　区别在于：犯罪主体的主观要件不同

　　就7月23日成都中级人民法院以“危害公共安全罪”一审判决无证醉酒驾车者孙伟铭死刑，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毛忠强和湖南骄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廖霄翔均认为：该案例中，犯罪嫌疑人孙伟铭长期无证驾驶，并于2008年12月14日醉酒驾车，造成4人死亡、1人重伤。“从该案的具体情况来看，我认为，该案被定性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合适的。”

　　毛忠强指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要比交通肇事罪严厉得多。交通肇事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区别在于，犯罪主体的主观要件不同。“前者的主观要件是过失，后者的主观要件是故意（包括直接故或间接故意），而孙伟铭正好是长期无证驾驶，构成了故意，所以孙伟铭被判了死刑。”

　　不同意见：孙案量刑太重

　　然而，湖南人和人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利军却持有不同观点。“我个人觉得，对孙伟铭的判罚太重了。”

　　陈利军认为，犯罪是需要考虑犯罪的构成要件的。“在该案件中，很难说犯罪嫌疑人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他指出，故意包括两种，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前者是犯罪嫌疑人积极追求危害结果，后者是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我认为上述犯罪嫌疑人不存在上述两种故意中的任何一种。”

　　“如果主观方面无法满足犯罪构成要件。那么定危害公共安全，就无从谈起。”陈利军认为，如果不能证明肇事者有故意的行为，就只能按照交通肇事罪处罚。“而法院判出对孙伟铭处以死刑，估计法院认定为间接故意（明知有可能发生危害结果，放任结果的发生）。”

　　呼吁：为酒后驾车立法

　　对目前酒后驾车肇事事件频频出现的问题，毛忠强认为：“主要是量刑过轻，使得酒后驾车的犯法成本过低，不得不说是目前这类现象出现得比较多的原因之一。”

　　毛忠强建议：“或许可以考虑增加交通肇事罪量刑的幅度，或者把酒后驾车作为该罪的一个加重量刑的情节。”

　　“也或者单独定一个醉酒驾车肇事罪，造成严重后果的，可以定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毛忠强强调：“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应当以后一个罪名定罪量刑。”

　　对目前不少人呼吁“就酒后驾车立法”问题，陈利军则认为，那是后话。“就目前现有法律而言，我认为酒后驾车不能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不能因为危害后果严重，为追求重罚而扩大解释罪名。”

　　追究劝酒和喝酒同伙的责任

　　此外，还有律师建议追究喝酒同伙的责任。他们认为：“这些人在劝酒、以及明知其已醉还放任他驾车出行上，也存在一定的过失责任。”

　　但廖霄翔律师认为：“就目前法律来说，追究刑事责任，显然不合适，但是，造成了一定后果的，追究喝酒同伙的民事赔偿责任，应该是可行的。”

　　陈利军则认为，这还不太可行。他分析，首先，喝酒的人是成年人。自己有节制的能力，理应对自己喝酒的行为承担责任。其次，追究责任是要讲过错的。“劝酒的人主观上不存在造成危害结果的故意或过失。要追究刑事责任不可行。而民事责任，很难认定劝酒人为共同侵权人。”

　　陈利军力证自己观点：“因为劝酒人没有实施任何侵犯他人权利的行为。”他分析，从民事的角度来看，如果劝酒人明知别人不能喝酒，还进行劝酒，劝酒人因为劝酒的行为产生保护被劝酒人的义务，当然，实践中很难证明劝酒人明知。从刑事角度，很难追究其责任。”

　　但湖南人和人律师事务所律师袁向明表示，如果能证明明知的，则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