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碳不是姿态 节能减排还需强势政策出台

　 “强势且具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是激发改变的基础。这项行动势在必行，不能延误，如果拖延上十年二十年那就会造成难以扭转的危机。”

    关于二氧化碳排放过多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致命危险以及各国政府为此吵吵闹闹的新闻我们似乎已经听出了老茧。

　　1970年代，世界上许多地区出现的极端天气，尤其是1973年非洲萨赫勒地区大旱，导致数百万人失去生命。1974年联合国第六次大会因此要求世界气象组织对此展开气候变化研究。这是人类第一次公开讨论气候变暖问题。

　　35年过去，经过各种谈判，成立各种组织，制定各种计划，到2009年12月联合国在哥本哈根召开气候变化会议，应该说，负责人的国家已经对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造成地球变暖以及应该采取措施避免情况恶化达成了共识。

　　这个共识就是1989年成立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于2007年发布的第四次评估报告。报告认为至今的气候变暖“非常可能”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这意味着概率超过90%，而以往用的副词是“可能”；这也意味着气候变暖不再是一个话题，而是一个必须立即采取措施阻止的全人类共同敌人。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使得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明显增加，特别是煤炭和石油的大量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和其它吸收太阳射线的气体导致地球气温的灾难性上升。未来100年全球地表温度可能升高1.6到6.4度，由此造成的冰川融化、海平面升高、洪涝干旱等将直接威胁人类生存、增加发病率和死亡率。

　　语言可能仍然苍白无力，但结论显然是活生生或者非常恐怖的。可悲的是，世界舞台上不少国家的政府即使意识到了这种危险，也还是如同日常生活中的人对于未来的危险并不敏感一样，宁愿为了目前的利益而牺牲远期利益，不愿意更多承担减排的责任，被指责最多的就是美国政府。

　　这一次值得表扬的是中国政府。

　　11月25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到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并制定相应的国内统计、监测、考核办法。

　　2005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为271.36亿吨，其中美国占21.4%，为58.07亿吨；中国占18.8%，51.2亿吨。以中国GDP年增长7%计算，到2020年中国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为2005年的1.5-1.7倍。这意味着到2020年中国将减少排放35到40亿吨二氧化碳。

　　中国公布减排数据时，正在巴西访问的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也首次在国际场合介绍中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最新政策措施与行动。“这是一个跳起来才能够得着的目标，但正是这种自加压力的行动，表明了我们愿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

　　就在中国宣布碳减排目标的当天早些时候，美国白宫也宣布，美国将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承诺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17％。尽管这仅相当于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4％，与中国相比明显落了下风，但是毕竟比以往有了进步。

　　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数一数二的国家确实在全球拯救地球变暖的战争中起着重要作用，而中国显然面对挑战更有勇气。

　　有评论说，气候变化尽管不能说是西方抛出的阴谋论，但本质上是对未来发展权的争夺。如果正面理解这句话，那就是中国政府意识到，节能减排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再出发的一个契机，如果中国抓住这个机遇，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模式，那必将成为真正能够引领世界的大国。

　　这让人想起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在其所撰写的报告。《斯特恩报告》的一个关键性结论就是，那些不采取行动的企业的成本要比那些采取及时有效行动的企业高得多。如果能够将温室气体排放的成本正确地内化，市场份额就可能扩大为每年几千亿美元的巨大规模。那样，毫不奇怪，随着气候压力的迹象显现，某些领头企业就会改变态度，甚至完全扭转。

　　因此，即使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因为各自私利导致不能最终确定各国二氧化碳减排指标，它也不能改变我们人类包括每一个人最终会采取行动来挽救地球，哪怕这是亡羊补牢。那么，与其迎接温水煮青蛙的命运，不如现在就行动起来减碳。

　　正如斯特恩所说：“强势且具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是激发改变的基础。这项行动势在必行，不能延误，如果拖延上十年二十年那就会造成难以扭转的危机。我们不能让这个机会溜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