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岁的李子政向《汽车商业评论》口述历史：这个生性耿直，敢于讲真话，坚持实事求是，被喻为“李青天”的老革命者，如何在中国汽车业史上留下足迹
口述 李子政 整理 ABR记者 葛帮宁
编者按：
我们进屋时，李子政正在看电视剧《雪狼》。
2009年10月11日下午3点，正在武汉召开年会的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委员会派代表何光远（原机械工业部部长）去看望他。两人相见，间隔7年，诉说往事，不胜唏嘘。
何老一行离开后，我留下来请李老为《汽车商业评论》口述历史。这位年届九旬的老人体高而清瘦，鬓发斑白，有些秃顶。他带着浓重的山东口音，通过他女儿的翻译，我才能大致听懂。
第二天下午，我再次找李老口述历史。
李老的人生可分为两部分：他从1938年起参加革命，在东北地下党历任工委组织委员、松江军区警卫团政治委员、东北军工部协理员、厂长等职。他讲起三次被暗杀经历时，情节紧张扣人，让人不由得替他捏把汗。
从1952年起，李老开始投身中国汽车工业的建设，被派到苏联斯大林汽车厂学习2年，回来后任一汽铸造厂厂长，后任小三线建设指挥部领导成员。1964年二汽筹建，他是指挥部五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到1986年离休前，他历任二汽副厂长、党委副书记等职，并参与了济南重型汽车厂的前期建设。
拜别李老，已是傍晚，我走在下着雨的武汉街头，脑海中却是他站在窗前目送我离开的身影。
1921年11月，我出生在山东青岛，13岁时母亲去世。我的两个哥哥在沈阳铁路工厂，那里的铁路学校不花钱，但要求会日语。父亲本想把我送去念书，也只好作罢。
我二哥是地下党员。他说，你先学点技术，有机会再上学。1936年3月，在他的帮助下，我到沈阳东大铁工厂做学徒，当翻砂工（铸造工）。1938年参加反日大同盟。我先后在沈阳9家工厂干过活。
1943年初，我到哈尔滨江北造船所，随即加入共产党。我在造船所干了两个月，担任了哈尔滨三棵树矿机厂党支部书记。
这年秋天，哈尔滨工作委员会（简称“哈工委”）成立，领导小组5个成员中，我是组织委员。地下党实行单线领导，不能泄露身份，我只好把全东北的地下党员都记在脑子里。
1943年12月，哈工委派我到太平区沙坨子北满矿机厂(日本关东军九一八部队附属工厂)开展活动，我在这里成立了矿机厂党支部，并任书记。之后我去沈阳组建党小组，我是组长。
由于敌人对粮食控制很严，地下党开展活动越来越不容易。我们决定去开源。在沈阳满州车辆厂做工的地下党卢振邦家在开源，他岳父开了家年糕店，能提供粮食，我们赚钱后再还给他。
我在开源干了半年多，成立了党小组，我兼组长。1944年10月，曾跟我在铁路工厂工作的一位同志说，东北有个王爷庙（现内蒙古的乌兰浩特市），那里粮食多，而且吃粮食不要票。
王爷庙离蒙古较近，日本人看管很严，一般人过不去。日本九一八工厂里地下党员多，他们给我弄了好几个军队证明。我就跟铁路工厂的那位同志一起，带着家人到了王爷庙。
王爷庙老百姓少，蒙族人和汉人杂居。我在这里组建了地下党。把鞍山地下党书记胡铁桥调过去。他工作能力强，职位在我之上。我们在离王爷庙约15里地的合家屯修建了一所小学校，胡铁桥当校长兼语文教员，他爱人是教员。我爱人做掩护。我爱人的父亲是地下党员，跟着我们一起到王爷庙。我陆续把有困难的地下党员都安置在这里。
1944年8月，中央指示，把分散的人集中到大城市，组织武装配合苏联军队反攻。我到哈尔滨三棵树的一个日本兵工厂，发展党员组织武装。组织上没有钱，得靠自己。我就把哥哥的工厂卖了，把家产也卖了，凑了3万块钱，组织了几百人的队伍参加地下党。
日本人投降后，中央决定：3万干部、7万军队到东北。(1945年)12月我们从哈尔滨撤到滨县。我的身份被公开。上面调我去组建松江军区滨县警卫团，负责保卫陈云、李富春、高岗、林彪、张秀山等领导同志的安全，我当政治教导员。陈云把他从延安带来的罗延秀和马志章派到警卫团给我当助手，并提拔我为城防司令部政委。
1946年3月，抗日联军英雄李兆麟同志在哈尔滨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松江军区为侦破此案，派我到哈尔滨市公安局，和王宏伟同志负责侦查。当时哈尔滨被国民党占领，东北局里被公开的地下党组织都撤退了。我们带了30个党员骨干，化装成学生。一辆苏军汽车悄悄把我们送到哈尔滨的苏军司令部，我们被集中起来保护。苏联军人站岗，中间隔着一条马路，对面就是国民党司令部。
后来，我被调到东北军工部黑龙江鸡西军工办事处当政治协理员，干了 1年8个月。1948年沈阳解放前夕，军工部组织7人委员会（我是其中之一），接收沈阳所有的军工企业。当时陈毅的叔伯哥在一个军工企业当厂长，兵工厂很大，我带着保卫人员去检查。陈毅早就动员他叔伯哥把枪交给我，一把手枪，360发子弹。接收了这个厂，把厂里一切都安顿好后，我被调到沈阳文官屯兵工厂三所当所长、监委书记。有一天，五所所长、火箭炮专家突然被暗杀。东北局便把我调到五所当所长。五所搞炮弹，有高射炮、坦克炮和隐性炸药。我军南下期间，火车直接开到五所，每天一个车皮，运输弹药。
我忙得顾不上回家，长期住在厂里，一方面完成生产任务，一方面调查原所长被害案件。
抗美援朝谈判停战后，哈尔滨坦克厂需要一个既懂军工又懂技术的负责人。军工部部长乐少华希望我过去。乐是邓小平爱人卓琳的大姐浦代英的丈夫。
乐少华让我当书记，我有点不愿意，因为我想上学。他说，你做党委书记兼副厂长，这个工作做完后，就送你去上学。
我答应了。1951年4月，我被调往哈尔滨坦克厂，抢修战场上缴获的坦克。这期间，我认识了郭力。解放后机械工业部成立，黄敬任部长，段君毅副部长。那时部里有很多苏联专家，郭力会俄文，他就被调到部里俄文办公室当主任。
坐上开往苏联的火车
实习生不好管，五花八门，那些年轻人，冷不丁就冒出个跟苏联人谈恋爱。我们刚到莫斯科时，时任驻苏大使的张闻天就非常严肃地宣布：不准跟苏联人谈恋爱
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第一批苏联援建项目有45个，其中第一汽车厂的建设规模仅次于鞍钢。为建一汽，北京成立了汽车工业筹备组，郭力任主任，分管范围包括拖拉机、坦克、机械厂、轴承厂等。
我搞过铸造，是八级铸工。郭力对我说，你不是想学习吗？我送你到大连俄专学习，然后去苏联，你愿意吗？
我文化程度不高，不会俄文，有些担心。他安慰我说，不要紧，你在苏联多待一年。
我当然很高兴。1952年9月，我到北京报到，然后去大连俄专。郭力安排给我的任务是：参加学校党委，组建学员支部，负责党员的政治审查、学习和生活管理。
当时政审很严，有三位学员没通过，说他们有历史问题。一位是从北京坦克厂调来的技术干部，他念高中时集体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当过区队长。我们去郑州找他的班主任，也是位地下党员，他证明说，这人参加三青团的时间很短，而且没干过任何坏事。
第二位是我从哈尔滨坦克厂带去的技术员，日本投降时，他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连长，招过200多个兵，干了2个多月，但没带过兵，也没打过仗。
还有一位是上海地下党员，是记者。因工作关系，他经常到国民党那里去采访，接触过各种各样的人，被视为有说不清的问题。
这些在今天看来都不算什么，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问题就很复杂。我对这些情况都了解，但没办法，1953年8月我直接找陈龙汇报。在这之前，一机部找过他，郭力找过他，都不行。陈龙是公安部副部长，曾是我的老领导，当年他任东北局保卫部长，我在松花江军区警卫团当政委，相互很了解。听完汇报后，陈龙同志问我是何态度？我说，我们刚建国不久，培养人才不容易。这几位同志我都调查过，我知道他们是怎样的人。我保证他们3人不会出问题。
陈龙最终批准通过。但他们一直不知道这个事。直到文化大革命，又翻他们的案，他们才知道事情原委。
1953年秋天，我从大连回到长春，进行出国礼仪培训。第一批实习生39人，由我带队到北京，集体办理护照。我发的是红本，享受外交官豁免权，着装费1200元；其他学员为蓝本，着装费600元。
我们在王府井一家指定的服装店做衣服。我说，把钱算在一起，剩下的钱大家分。当时实习生做皮帽，我是水獭帽。我带的这批人全部换成水獭帽。直到现在，我家里还保留着一套皮衣。
1953年11月7日，我们坐上开往苏联的火车。到苏联后，因听不懂俄文，闹过不少笑话。当时斯大林汽车厂给毛主席装配防弹轿车，谁都不让看，我记得一个冬天的上午，他们通知我，让我晚上去看，但要保密。
我一觉醒来，一看表，快到点了，赶快上有轨电车。本来半小时就能到汽车厂，可一个多小时后，还没到。我问售票员：姑娘，你把我拉哪儿去了，我要去斯大林汽车厂。她说，哎呀，您弄错了。我们上班时间才去斯大林汽车厂，其他时间就围着莫斯科转。
怎么办？天都黑了。她热情地说，不要紧，我们送您到地铁口，您坐地铁很快就能到。
莫斯科地铁分为上中下三层，我刚来还不太懂，在上层买了张票，上车后想看站名，还没看清楚，车就开走了。又跑到中层买票，同样的没等我看清，车又开了。在下层，也没赶上车。这样上上下下地跑，折腾了七八次，在地铁里转了4个小时，手上捏了一把票。
我跑得满头大汗，渴得没办法，就去买汽水喝。没想到，苏联汽水带酒，喝完后我的脸马上红了。正当我不知如何是好时，一个便衣警察出现了，他问我，你是不是中国人？
我说是。
你去哪儿？他又问。
到斯大林汽车厂。
你怎么弄那么多票呢？他告诉我，进了地铁，只要不出站，买一次票就够了。然后他给大使馆打电话，大使馆派车接上我，把我送到斯大林汽车厂时，已是深夜，什么都没看到。
第二天他们问我，你怎么没来呢？我说，来了，在地铁里转。
后来几乎全厂都知道我在地铁里迷路的故事。我让竺培矅画了张无轨电车的地铁站线路图，人手一张，保证大家不迷路。
我在苏联学铸造，学管理。我懂技术，一看就懂，学起来很快。1954年2月，郭力带着另一批学员到达。他来了后，就对我说，党的事你管，我专门管技术，配合一汽厂，弄设备、工艺和材料。
实习生不好管，五花八门，那些年轻人，冷不丁就冒出个跟苏联人谈恋爱。这不允许。我们刚到莫斯科时，时任驻苏大使的张闻天就非常严肃地宣布：不准跟苏联人谈恋爱，如有违反者，一经发现，立即开除党籍，送回国内，并且扣还一切出国费用。
但仍有人违规。我们的一位实习生跟苏联一有夫之妇的关系出了格。这位女子的丈夫是斯大林汽车厂的英雄，在保卫莫斯科战场上受过伤。
他知道以后，怒气冲冲地来找我，要我把××交出来，说：“我的家已经不是我的家了，是××的家。”
我再三向他解释，无效。后来我装作听不懂他的话，承诺“明天和他及他的领导一起过来解决问题”。
好不容易把他打发走。郭力感到问题严重，让我赶紧去向张闻天大使汇报，他去找斯大林汽车厂党委书记谈谈。
张闻天大使听后，非常生气，让我们赶快把这位学员送回国，开除党籍。
我说，这件事虽然闹得很凶，但我们没有证据。
“要什么证据？屁股上还能带照相机？”张大使一听更生气了。
我没再多说话，赶紧回来向郭力汇报。他说，“我们送他走吧。”
没想到，那位苏联女人听说后，跑来找我，表示愿意跟实习生一起到中国。
我又去找郭力，如实汇报情况。郭力一听，连连摆手说：“快，快把他送回去。”
我们费了很大的劲，才把实习生送到使馆，立即办好手续，再送到火车站。郭力叮嘱我多带些人去车站，以防苏联女人闯进来干扰。
谁知，实习生从莫斯科站上车后，坐了两站，又偷偷溜下来，还想回去找那个女人相会。他还说，我不回去了，就留在苏联，家里老婆孩子都不要了。
他家里有4个孩子。郭力给他批了600卢布路费，派人送去，跟他讲明利害关系，动员他赶快回家。好说歹说，他才回去了。一汽没给他安排工作。后来我把他调到二汽。
郭力的身世
郭力一次次地解释，但怎么解释也没用。还得关起来审查，不能回家。弄一次审一次，他伤透了脑筋。他本来有功，应该是英雄，却被怀疑是叛徒……
在苏联时，我对郭力有了更深的了解。印象中，他开朗幽默，待人和蔼。万没想到，他内心有很深的苦闷。
有一次，斯大林汽车厂厂长请我和郭力吃饭，陈祖涛参加，兼做翻译。这很不容易，这位厂长是中央委员，级别很高。地点在他办公室。他打电话，让人把饭菜送上来。苏联人爱喝酒，一杯酒一口就干了。郭力能喝一点，我是一点都不喝。
厂长倒满酒，意思是连干三杯。两杯下去后，我怕郭力醉了，就使劲踩他的脚，让他少喝点。厂长还要碰杯，我对陈祖涛说，郭力心脏有病，喝多了受不了。陈祖涛把我的话翻译给厂长听后，他就不再劝酒了。
第一道菜是汤，外加牛肉、牛排，上面有土豆丝，两片薄薄的黑面包。我饭量不大，吃点牛排和土豆丝就差不多了。第二道菜是土豆泥，外加一块猪肉。我吃不下，但不吃又不礼貌，就吃一半，分一半给陈祖涛。接着第三道菜，是个罐头，打开看是马大哈鱼子。很贵，要十几卢布。我只好勉强吃了些，剩下的分给郭力和陈祖涛。
最后上的水果是哈密瓜。我和郭力以前没见过，也没吃过。怎么吃我不知道，开始连着皮一起吃，后来觉得不对，就跟着陈祖涛学，闹了笑话。
回来时，郭力有点醉了。我和郭力是单独房间，其他是4人一间。我进屋后，郭力跟了过来，他说，我从认识你起，就对你没隔阂，你是地下党，我也是。那时地下党之间的关系非常好。接着，他向我讲了他的经历。
郭力是跟他爷爷（在吉林做买卖）从老家（河北）到吉林的。在吉林读书，高中毕业后考了哈尔滨高等工业学校（哈工大前身），1933年入党，毕业后到绥芬河检车段做检车员，与哈尔滨市党组织保持联系。
1936年东北地下组织被日本人破坏。他的单线联系人被捕。郭力怎么也找不到党组织，当时是白色恐怖，他不敢回学校，也不敢老待在哈尔滨。他在铁路上工作，坐火车不花钱，不得已只好回河北老家。
他父亲劝他，别再去东北，留下教书吧。郭力答应了。但还到处找党的关系。他到过北京、石家庄，都没找着。
郭力小时候就订过婚，长大后互相没见面。父亲为了挽留他，让他早日完婚。他跟张惠兰结婚3天后，又出去找党的关系。
这次找到了。当时许世友带着部队，从延安经河北到山东，日本人封锁，他们晚上行军，地下党掩护。经过河北时，郭力找到他们，重新建立了联系。许世友在河北停留了两三个月，把妇女和年轻人组织起来，成立妇女会、青年团，还组建了党小组。
许世友走后，郭力留下。他组织了游击队。他就组织大家挖地道，那些地道都是他设计的，弄得敌人没办法。抗战8年，他就打了8年地道战。
他平时待在地下，消息不灵通。有时他们偷偷从这个地道转到那个地道，经过他家旁边的地道口，有时看到家门上贴着新对联，有时看到家里烟囱在冒烟，就知道家里没事。有次在南边，他还看到了父亲，但不敢出来见面。他在地道里的时间太长，得了哮喘病。
河北快解放了，他告诉警卫员，你到我家去看看。警卫员回来后说，家里没事，你还有个孩子。郭力回家时，瘦得厉害，还咳嗽。张惠兰都不敢认他了。问道，你去哪里了？8年啥音讯都没有，都以为你死了。你可不能再走了。
住了两三天，天津解放，他去天津组织军事工业，忙得顾不上家。他父亲派人捎信，让他回家，可是久久不见动静，他父亲就领着张惠兰，带着孩子找到天津。警卫员接待的他们，郭力正在做报告，让他们在外边等等。
开完会后，郭力把家人领到办公室。张惠兰问，你是不是嫌我们来了不高兴？郭力说，不是，我在开会。
她说，我不走了。郭力表示认可。那时候是供给制，一人发一套衣服。郭力是领导，吃小灶。起初，张惠兰跟着他一起吃，后来郭力就让她跟100多人一起吃大灶。张惠兰担心他身体，带他到北京治病。全国解放后，黄敬把郭力留在北京。
那时候思想极左，在一次又一次的审查中，郭力总是被问到：“你是哈尔滨地下党，怎么跑回家了？”“怎么会找不到党，难道连一个党员也找不到？”
做审查的军代表不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最后总结起来就是：你怎么能跑呢？逃跑就意味着背叛。
郭力一次次地解释，但怎么解释也没用。还得关起来审查，不能回家。弄一次审一次，他伤透了脑筋。他本来有功，应该是英雄，却被怀疑是叛徒……
他推心置腹地跟我讲，派他到一汽厂当厂长，他不干。他说，我不能当厂长，再审查，这个事情我也说不清楚，郭力讲着讲着就流泪了。但国家任命了，不干也不行。他就一次次写报告说，到东北建汽车厂，没地方支持很困难，最好找个熟悉情况的，和长春、吉林都有关系的东北人来当厂长，他当副厂长。
一机部看他讲得很诚恳，就把饶斌调去当厂长。这次谈话让我对他更尊重。郭力后来又被调到一机部当副部长。直到去世，他也没向张惠兰讲过这些。
被荒废的岁月
我一生气，说：你这个××，你连共产党员的资格都不够，还当书记。你记住，我今后不会叫你一句书记
在苏联两年时间不到，郭力就给张闻天发电报，厂里基建快完了，要安装设备，让我赶快回来。
1955年10月我回到一汽，在铸造车间当主任。当时一汽有四大车间：铸造车间、锻造车间、冲压车间和底盘车间，4个车间主任加上办公室主任、调度处主任算是高级干部，一起吃小灶。我原来在铸造一车间，后来四个车间合并成铸造分厂，我在这里一直干到1964年。
1958年大炼钢铁，一汽在西南角西华钢一带集中建了一片小高炉。为了炼钢，很多设备、材料，甚至是进口的钢管都被砸掉。这些钢铁进了小高炉，炼出来的哪是钢啊。有人说也许打菜刀行，我说打菜刀也得要用好钢呀，这样炼钢，把汽车生产都毁了。
省里分给一汽2000吨钢任务，为此，一汽成立了钢铁车间，让我去当主任。我看到钢铁车间厂房里一大排一大排钢炉，还有好多台转炉安在水位挺高的地基上，2000来度高温的铁水往转炉里倒，还吹风，这一冷一热，很容易发生爆炸。
我很着急，找到总厂领导说，这样太危险，要是一爆炸，我们刚建好的厂房非得被炸掉一半。
这位总厂领导说，大炼钢铁有六条，弄不好会被开除党籍的。
我很生气，当场就和他争执起来。我说：“你炼去。我回来。”
我干脆豁出去了，又去找省领导说，这漫山遍野大炼钢铁，是对经济的大破坏，是慢性自杀。我请他们去看看炼出来的那些钢，我建议全面停止炼钢，集中人力物力，在有铁矿的矿区建立钢厂。
省委领导不仅没批评我，没把我抓起来，还采取了我的建议，并很快在通化建了钢厂，这就是通化钢铁公司形成的历史背景。
我性子耿直，有时候得罪了人，自己还不知道。我刚到铸造车间时，既要搞安装，又要组织生产，施工队伍还在现场，我要协调配合，基本上白天黑夜都在厂里忙。这期间，总厂书记××到铸造车间蹲点，因跟我车间人事科的一位已婚女士有暧昧关系。群众反映很坏。
我就约他到我办公室，说有人向我反映的情况是不是真的？
他既不说有，也不说没有，连一句话也不说，脸一直红到脖子根。我一生气，说：你这个××，你连共产党员的资格都不够，还当书记。你记住，我今后不会叫你一句书记。
他回去就跟饶斌、郭力、赵明新说我骂他。赵书记找我核实情况的时候，我如实作了汇报。后来开党代会选举，我就是不投他的票。他非常嫉恨，但一时又抓不到我的毛病。
1957年大鸣大放，他让我到省党委学校学习，同去了一个党小组7人。他不敢说停止我在铸造车间工作，我是11级干部，他说了不算。
大家坐在一起讨论时，有人说，现在不如过去了，1956年以前真好，吃东西便宜，没有小偷，也没有赌博，晚上回来睡觉，开着门也很踏实。
我说，是啊，过去是好，现在不好也不怨别人，咱们今天这么干，明天又那么干。我说的都是心里话。过了一周，我们讨论的记录整理出来了，说我们7个人中有3个人反党，其中有我一个，要把我们打成右派。我不服气。我不要命去革命，不要家去革命，还说我反党。
党校校长、省委副书记找我谈话。我讲的是真话。我说，你说是现在这么折腾好，还是以前好？他不作声。
他问我还说过什么？
讲了书记不干事，瞎指挥——三个书记我得罪了两个，我回答。
你是不是跟他们关系不好？
是啊。
你应该跟他们讲道理。省委副书记说。
我说不清楚。他们不听我的。
调查清楚后，省委下结论：李子政不能划为右派。厂里本想给我戴右派帽子，结果省里不同意，没戴上。
我得罪过的两位书记仍不死心，就向一机部反映我的情况。这事是我后来才知道的。这期间有好几次我被提名任一汽副厂长，但被有些领导压着不上报。
1963年夏天，段君毅部长到一汽蹲点。他找我谈话，问得很详细，谈得很深入。我就从去苏联学习开始讲起。我说，苏联对我们是无私帮助，但他们有时也不了解中国情况，很多东西要进口。比如铸造厂用的沙子，我就不同意从苏联进口，我派王一顺（去苏联实习过）去内蒙古找沙源。
3个月后，他找到了，拿回来样品一化验，虽然指标没有苏联的好，但可以使用，而且节省很多开支，仅就从莫斯科到长春的运费就不得了，因此我们就改用内蒙古的沙。
讲到大炼钢铁时，我说，汽车厂放卫星，实际上是蛮干，把设备干坏了，工艺干坏了，生产出来的都是废品。北京要60辆检阅车，我们不同意这样干，也不同意装车，就把生产停了。
停掉后，我派竺培矅去检查，到底有多少问题。他们把发动机剖开，刹车片很薄，一刹车就碎了。结果仅一个发动机就有大小问题近千个，还有工人、设备、材料、木具等方面的问题，太多了。
问题找出来后，把废品都摆出来，让各个厂各个车间的人都到现场去看。
段部长一边认真听我讲，一边仔细地记录。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因为有人举报我而专程来调查的。最后，他问我，你对两个书记是不是有意见？我如实地做了汇报。
段部长还找工人谈话，了解实际情况。工人们都很尊重我，说我办实事，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比如，当时发劳保鞋，按规定一年一双，有次我下车间看到有些工人穿半年鞋就坏了。我找到行政科长，他说，不到一年，不能换。
我说，为什么穿半年就坏了，安全第一，先发鞋，然后再找原因。
像这样的事情很多。上夜班工人没饭吃，加班没钱。我就批条子，让食堂给他们做，但我自己从来没吃过一顿。有工人累病了住院，我去看他们，每次到行政科批条子，要多少白糖、多少面等，给他们送去。有人向上反映，说我批了很多东西。我是批了，但我批的，一是有账可查；二是从没为自己批过什么。
我以前的秘书高广志，他知道情况。一次，外单位送来苹果，高广志给我留了几个。我问是从哪里来的？谁送的？是不是每人都有？他说不是，只给几个领导和身体不好的同志。分给我的，我就让他送给病号。
我从来不吃不占公家的，谁到我家都不送东西，送了也叫他们拿回去。这一点，一汽和二汽的人都知道。何部长（何光远）了解我，他来看我也从不带东西。
调查清楚后，段部长在一汽党委会上问，你们为什么没上报提拔李子政？
他们回答说，我们报过好几次。
段部长说，我没收到，部里不知道。
大家这才明白，原来是被我得罪过的书记压着没上报。郭力听说后很生气。段部长评价说，李子政党性原则很强，作风正派，待人诚恳。他是一汽的包公，是李青天。
这次会议我没参加，有同志后来告诉了我。
“5人小组”筹建二汽
我负责包建、行政、财务、工艺和设备；陈祖涛负责技术；齐抗负责基建；张庆梓负责发动机试验。饶斌是一把手，管全局
1965年二汽“5人领导小组”筹备组成立，我是其中之一。我去筹建二汽有个过程。
以前我跟饶斌不熟，他从一汽调到北京当副部长，再到国家计委当副主任。有段时间他在南京当副厂长。
饶斌跟贺龙和林枫打过交道，在南京时，他给他们写信。贺龙和林枫找到总理说，现在建设汽车厂，一机部缺人，还是让饶斌来干吧，他建了一汽，现在正好去建二汽。段部长也同意。这样，饶斌才从南京调到二汽筹备组。
饶斌来找我，说要筹备二汽了，咱们再去弄二汽吧。他还找了其他3人：齐抗（南京汽车厂厂长）、张庆梓（汽车研究所所长）和陈祖涛。
我不想去。干这个工作不容易，什么问题都有。他又做了很久的动员，我才答应。
接着饶斌就向中央报告，经周总理批示，同意我们5人领导筹建二汽。我们进行了分工：我负责包建、行政、财务、工艺和设备；陈祖涛管技术；齐抗管基建；张庆梓管发动机试验。饶斌管全局。
如何建二汽？让全国各地包建。为什么要包？当时中苏关系破裂，三线建设要保密，不能让外国人知道，国家有具体规定。段部长下令，一汽有3万人，给二汽1万人。
我们从一汽抽调干部。但是，我们要的人他不给，他给的我们也不愿意要，就出现了矛盾。这样拖了很久。段部长知道后，让把一汽的职工分成三份：一份给二汽，两份留一汽。
一汽给了7000多人。偏巧遇上文化大革命，一汽厂长靠边站，军代表接管。我们又去找军代表，向他们讲二汽建设是毛主席提的，要3年建成10万辆的规模。请你们帮忙，给予支持。以前段部长定了1万人，后来算上技术干部和学生，总算要来了8000人。当初定的技术干部1/3，行政干部1/3，员工1/3，最后就不是1/3了，抓一个是一个。
要来的人，有的被派到南京，搞发动机；有的派到上海，搞水箱；有的派到重庆，搞车轮；有的派到北京，搞化油器。也有的被派出搞刀具、木具、工具等。干二汽不容易，3年时间找了北京、南京、重庆、上海、杭州好多地方来包建。
第一次扩充会议我负责。在北京开会，建委、计委、建工部等100多个单位参加，我汇报情况：要多少钱，多少设备，多少人员，多少材料，这四大指标需要中央批。
筹备组里有个报价组，我让搞工艺的把工艺设备提出来，人、事、钱、面积，这四大指标，各个单位汇总起来，就是总数。我还记得总投资是12亿（元），其中包括20000多套设备。国务院相关部门不愿意给这么多。四大指标都要打折扣。我们据理努力争取。
会议一开就是半个月。郭力去世前，我在北京开会，那年春节我是在北京过的。周总理病故，我也在开扩充会。扩充会前后共开了7次。
二汽建设可以说麻烦不断。1967年开工建设（现在文献上称二汽开工建设时间是1969年，其实从1967年年中生产就开始了），在现在的动力厂（小炉子沟）建工部搞了两个砖瓦厂，派北京三建来搞基本建设，有一万多人。十堰原本就那么一条小街，没有多少户人家，连个旅馆都没有，没地方住，只能住老乡家。
没水吃，就吃河沟里的水。那时河沟还没污染，有小虾、小鱼、小螃蟹。洗澡也在河里洗，老百姓洗马桶也在那里。好多人都不习惯。老百姓不会种菜。生活实在是艰苦。起初在山沟里点煤油灯照明，段部长从山东潍坊弄来些柴油机发电机，这个山头安装一个，那个山头安装一个。
厂房基础刚建好，又冒出来个文化大革命，把12个亿砍到8亿多。设备要砍，厂房要砍，宿舍也砍，什么都砍。房子刚盖好，又造反，停工，基建队伍返回北京闹革命。
当时的湖北省委领导不错，给我们批了很多东西，如蚊帐、粮食和布匹，这些都是从国家储备的三线仓库里拿出来的。慢慢地支左部队来了，把基建施工队伍组织起来开工。
不能出政治车
我在文革中被打成四个特务：日本特务、苏联特务、朝鲜特务、国民党特务。造反派多是些学生，在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他们头脑发热，干扰了二汽建设
文化大革命分成两派，两派都不同意在十堰建二汽，于是进行厂址造反，理由是没水没电，没吃的，也没路，运输困难。支左部队就一点点地做工作。支左部队司令员孔庆德，是个中将。
这时候，我、饶斌、陈祖涛都在一汽被造反派隔离、批斗、审查。1968年8月，我从北京一回到长春就被隔离起来。我这才体会到坐监狱的滋味：窗户堵着不让开，隔着窗户送饭，要喝水拿个壶到外面打，还得挂个牌子，实在难受。家里送来被子、衣物，都被造反派截住了。
关了一个多月，孔庆德下令：两个礼拜内，所有人统统回二汽，由二汽支左部队审查。他说，二汽建设由我孔庆德管，不要一汽管。
我们被送回二汽，仍被关着。1968年底孔庆德决定，把饶斌、我、李东波送到武汉八一小学。到这里可好了，吃的是四菜一汤，旁边是东湖，可以钓鱼。解放军在外面站岗，谁都不让进。每周六送我们到武汉军区浴池洗澡，现在想起来，还挺有意思。
有一次，我们正在洗澡。开始房间只有我一人。一会儿，来了个军官领着个小孩。猛一看，觉得这人很面熟。
小孩洗得快，一会儿就从澡堂里跑出来。我问他，小朋友，你姓啥？
姓马。
你爸爸是不是叫马志章？
是。
你去把他叫来。我说。
马志章出来后，看着我，愣了一下，立刻辨识出来，上前一把抱住我，那高兴劲就别提了。
马志章是湖北荆门人，师级干部。我在松江军区当团副政委时，他是营长，我提拔他为团副参谋长，1946年我们分别，至今已经相隔20多年了，相互变化很大。
我说，我还没解放。
马志章把军代表叫来，说，这是我的老领导，今天到我家吃饭。
马志章的爱人在军区浴池卖票，我原来不认识。他带我去见她，向她交待：只要我来了，就让保姆做饭，到他家吃饭。
这样对我有个好处。我在文革中被打成四个特务：日本特务、苏联特务、朝鲜特务、国民党特务。造反派多是些学生，在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他们头脑发热，干扰了二汽建设。
马志章跟二汽支左部队主任同住一个院。他一讲，主任就明白了，我的国民党特务罪名就被洗掉了。
碰巧的是，我又遇到了罗延秀。罗是长征干部，我在东北组织武装时，跟陈云要军事干部，陈云调他过来，我安排他当大队长。我去省里开会，他是一机部材料供应办主任，他能证明我不是日本特务。
一直折腾到1969年9月3日，把事情都弄清楚后，我才“解放”。为什么解放？二汽要出军车，目标开始定1000辆，后来变成500辆，具体的冲压、铸造没人懂，也没人管。军代表就让我出来工作。
我不想干。我想，要是再来一次运动，我就活不成了。
军代表再三找我。我说，我去找陈云。
湖北省军区政委齐能尚来做我的工作。他是少将，到二汽支左。他说，你要想得开，这是大形势，不是哪几个人的事。你得出来工作，不干不行。
孔庆德叫我们出政治车，我组织生产，但一没房子，二没设备，怎么生产？要盖房，不让；修路，也不让。孔庆德在大会上说：把地占了，农民吃什么，你们吃什么，难道吃草去？
段部长知道后，到二汽来调查。湖北省军区司令员杨成武带着夫人到武昌去接他，然后请他到家里吃饭。席间，段部长说，要出政治车，恐怕不行。出车会耽误二汽建设。坐陪的孔庆德一听，算是被说服了。
心中第一是二汽
饶斌对我说，你帮忙好不好？现在汽车工业里就是重型和轿车没有，好不容易在山东弄个重型，我找不到合适的人，你去吧
汽车有上万个零件，都得想办法。此外，政治车还需要高射炮和枪。怎么办？我就给武警部部长写信，他过去在东北局和我在一起。我说，你帮帮忙吧，叫我做这个做那个，我做不出来。你赶快给我××零件……这样要来了高射炮和枪。
最后好不容易弄了十辆车，五一开着去爬山，孔庆德很高兴。
二汽建设三起两落，8万人剩了6万，非常困难。设备也要我们自力更生。段部长管全国机械，他把全国设备厂的厂长召来开会，我们给他们提任务：你做这个，他做那个，两万多台设备都分下去了。
这真是奇迹。你都无法想像，新设备、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二汽样样都比一汽强。我记得济南机床厂做的大拉床，一分多钟能把发动机缸体四个面加工完。当时世界上都没有这种设备，外国人来参观，要求订购，但国家不让。
有些小设备，国内来不及做，甚至连设计都来不及的，就到国外弄。从德国、日本、丹麦、瑞士都订过设备。我有两年大部分时间就是出国买设备。引进设备很贵。铸造一厂有个设备花了一万多美元，加工、冲压的6套设备总共花了几千万美元。
文革之后，支左军代表一撤，形势就好多了。我到北京汇报，要钱给钱，要什么都给。尤其是李先念同志对二汽的支持非常大。他到二汽考察，让我们列个单子，需要哪些设备，他当场就批了。
在二汽时，我们5人虽然职务不同，有分工，但谁都可以解决问题。不像现在，你分工的，我管不了；他分工的，你管不了。一次，我因咳血到黄龙疗养院做CT（这个疗养院跟另外四个医院同时建设），院长对我说，听说疗养院的规模要压缩，设备要减少。我说，不行，这是对职工不负责任。你写个情况汇报给我。
院长写好后。我就批了：黄龙疗养院建设面积一个平方米都不能少，一台设备都不能减。他们也都照办了。
1978年二汽快出车时，我又被调去筹建济南重型厂。
饶斌想调我，我没答应。他把我叫到家里，边吃饭边劝我：你还得去，你不去，那个地方没人懂汽车，这么大个公司，得组织起来。
我原本想回老家青岛。在东北时我就曾说过，等岁数大一点，就回青岛。原青岛市委书记是个地下党员，过去领导过我，他对我说，你到青岛来，你觉得哪个地方好，我给你一栋房子。都谈好了。段部长、饶斌、郭力他们都知道这件事。
他们劝我，你先把工作做完，以后再去。我不好再坚持。后来这个市委书记被调到济南当山东省委第一副书记，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饶斌对我说，你不是要求回山东吗？这次去山东怎样？
我说，我不去了，过去那个书记已经死了，回去我也没有熟悉的人了。
饶斌不同意。他说，你帮忙好不好？现在汽车工业里就是重型和轿车没有，好不容易在山东弄个重型，我找不到合适的人，你去吧。
我是真心想休息。他说服不了我。最后找到陈祖涛，让他出面做工作。
陈祖涛打电话给我，要请我吃饭。我说，我在（北京）招待所里吃得很好。
求你了，快来吧。他说。
我到他家去，吃饭时他说，你还得去山东。
我不去。吃饭吧。你不是叫我来吃饭吗？我回答，吃了饭我就走。
你不答应，咱们这顿饭都不吃了。他说。
没办法，我说，好吧，我去。但有个要求，建完重型后，我就回二汽休息，因为二汽我熟悉。我的关系都不要转。我就当帮忙。帮一年也行，两年也行，组建好了我就回来。
饶斌还找了原一汽的几位老同志，如方劼、石坚、王力山、柳殿栋等。方劼当书记，我是第一副董事长、副书记。我主持日常工作。
1982年我到济南重型，干了4年。有阵子我身体不好，就叫方劼代替我，我回到二汽。1986年12月我离休。离休后在咨询委员当主任。昨天咨询委员会在武汉开会，我想去看看。我们很多人是从苏联一起回来，建了一汽又建二汽，一直在一起，有几十年的感情。襄樊我也想回去看看。我感情最深的地方：第一是二汽，第二是一汽，第三是重汽。
（特别感谢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委员会的大力支持。除特殊注明外，本文图片均由李子政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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