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不能被粉饰 否则就是对逝者的安慰

　　被粉饰的回忆充其量只是一种生者对逝者的安慰，间或夹杂着一些自欺欺人的感觉，但却缺少理性的解剖和探索的价值

　　2009年9月中旬，我和《汽车商业评论》摄影记者孙兆鹏在长春做一汽老人的采访。期间，我们去看望贾延良（详见本刊2007年1月口述历史《被人遗忘的红旗设计师》）。

　　贾老同时答应帮我们联系。但当时我们谁也不曾想到，这将是多么艰难的一次拜访。

　　电话是王老夫人接的。听说同去的还有记者，她明白无误地告知贾老：聊聊天可以，但一定不要采访。

　　随后某天下午两点半，我们来到位于一汽441栋的王老家：偌大的复式结构房间里，只有这对白发苍苍的夫妇，他们的身影看起来孤单寥落。我有些敏感，空气里还掺杂着一种沉重的别样气氛。

　　我婉转地表达了想倾听并记录红旗CA770真实故事的想法。就像以往无数次邀请老汽车人讲述其历史那样，我期待着能与坐在我面前的这位CA770重要的参与者进行充分的沟通和交流。我想得很简单：既来之则安之，不管是出于礼节，还是其他，二老可能会给我这个机会。

　　但当我试图做出采访的一些举动，如打开记录本，或拿出录音笔时，却被王老夫人坚决地回绝。在最初的半小时里，她一直在提醒我们做出的不采访的承诺。瘦小的她吐字清晰，掷地有声，言辞准确地击中要害，其中不乏一些尖刻的字眼。她不断地质疑我们做采访的意义，她说那些经历过的事情早已是过眼云烟，回忆也只能徒添伤感。

　　她从卧室里拿出一本厚厚的《××回忆录》，她说这些白纸黑字印刷的文字，并不代表真实的历史，而是经过粉饰后的记忆。而记录这些被改写过的历史，或者刻意回避某人，回避某段历史的做法是可笑的，滑稽的，荒唐的。她丝毫不掩饰对这些虚假文字的失望和不屑——她说，这种回忆充其量只是一种生者对逝者的安慰，间或夹杂着一些自欺欺人的感觉，但却缺少理性的解剖和探索的价值。

　　我有些尴尬，有些不知所措，坐在沙发上任由她的质问和怀疑蔓延。谢天谢地，蓦然响起的电话铃声将我们解救出来。她去接电话。从她断断续续的应答中，我才知道，他们的小女儿不久前刚去世——“（我）现在就待在家里，谁也不想见，只想休息”，她在电话中哭诉，王老则坐在一旁默默垂泪。

　　巨大的悲痛正笼罩着他们。对于生死，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也许不到最后一刻，我们都无法了解那种痛楚，竟如此深入骨髓！而这种伤痛，单薄和苍白的语言又如何记录？而就在那一刻，我才了悟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残忍和无奈，以及他们不得不面对的生活，还有未来。

　　她渐渐地平静下来。之后的谈话顺畅起来。在近3小时的回忆中，王老终于敞开心扉，重拾尘封的记忆，带领我们回到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他思路清晰，率性豪爽，言之动情处，往往讲者动容，听者荡气回肠（详细内容请关注本刊2010年4月的口述历史）。

　　无数个沉静的夜晚，我坐在灯光下，重听这些老汽车人的录音，重新整理思绪，并着手记录他们讲述的文字时，我屡屡会被他们的无私奉献和满腔热血所感动。没有人否认，正是这些中国第一代汽车人，用勤劳的双手，用智慧的大脑，以及少得可怜的工具，敲打出了一个风云激荡的中国汽车岁月。

　　而我偏存的一点私心是，我希望，每个读到这些真实记录的人们，也能如我一样，怀着一颗虔诚、尊敬而感恩的心，也从而对自己的人生有一点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