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圩:精神的丰碑
吕部长大我10岁,从相识到相知,我一直把他当成自己兄长,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如何做人,如何做事
在美国时,吕福源和苗圩同志的合影 |
吕部长这一生,是非常有成就的。本来,他正当盛年,完全可以开拓更多的事业,只可惜英年早逝,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和无尽的哀思。
我真正认识吕部长大概是1990年春天,当时他是一汽副厂长,去德国谈判前,在北京向中汽总公司汇报情况。当时我是中汽总公司的一个中层干部,跟领导们一起听汇报,他留给我的最初印象是:思想敏锐,知识渊博,掌握的信息多。
1990年夏天,吕部长调到中汽总公司任副总经理,主管行业规划和外事,我是生产司副司长。
50对50是底线
这期间我跟吕部长一起出过两次国。第一次是1992年随中国政府采购团到美国购买汽车和飞机,那次我们在美国待了半个月。代表团团长是原计委一位副主任,团员包括孙振宇(时任外经贸部美洲大洋洲司司长,1994年11月任外经贸部副部长,现为中国驻WTO大使)、杨洁篪(时任外交部美大司参赞兼处长、副司长,2005年2月任外交部副部长,现任外交部部长)、吕福源等。
按照计划,在其中一天的午餐会上,吕部长需要就美国人关心的汽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做出回答。我记得当天早上,杨洁篪就给吕部长提供了一个信息:“今天中午美国人可能会问到广东湛江熊猫汽车的问题”。杨在美国待的时间较长,出访期间经常听美国新闻,看美国电视,信息比较灵通。
在午餐会上,像基辛格、伍德科克等为恢复中美外交关系做出贡献的人都在。果不其然,美国人当场就提到了熊猫汽车问题。
熊猫汽车的故事发生在1989年,美国一家公司宣布要在中国投资20亿美元,在广东惠州独资建设熊猫汽车厂,目标是从1995年开始,年产30万辆熊猫牌小轿车。中国政府有条件地批准了这个项目。
实际上熊猫汽车的背景是南韩的一个教会组织“统一教”。作为投资者,他们还在美国购买了汽车工厂,生产南斯拉夫的“红旗”轿车,档次不高。后来经过协调,他们同意从日本丰田引进新车型到惠州生产。
但就在这时,由于国内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外资纷纷从中国撤走,汽车出口也出不去了。熊猫汽车厂就想掉转头来开辟中国市场,要求30%产能在中国销售。但中国政府仍然坚持按照原来批示的文件精神,100%的外商独资,因此要求它必须100%出口外销。在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韩国人兴趣大减。没有过多的解释,熊猫就在中国流产了。
现在个别美国人重提这个事情,在我们看来,他们的目的无非两个:一是想对我们生事;二是也想借此看是否有机会打入中国市场。由于提前进行了准备和思考,吕部长很从容地进行了回答。他的原话我记不清楚了,主要意思就是表明中国政府的态度,坚持按照原来的承诺执行,并不因为形势的变化而改变策略。
这种策略是正确的。你想想,如果在这一点上有所突破,那我们50对50的股比底线,我们所设定的内销外销比例,都有可能随之发生变化。实际上,我们从第一个轿车合资企业——上海大众开始就一直坚守着这个底线。后来合资越来越多,我们也不做让步。尽管只是一个点,但让出这一个点,可就是实质性的变化,量变会导致质变。
所以为什么在熊猫汽车问题上,包括在其他问题上,我们守得这么死,就是这个道理。这么多年来,两个版本汽车产业政策都没有在这方面让步。在WTO谈判时,其他方面我们都可以让,关税非关税措施可以让,但在50%股比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让——WTO条款并没有对这一点做出严格限定,没有说外方可以控股,我们在WTO谈判中也没做出任何承诺。
回过头来讲,第二次出国是跟吕部长去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回来时,他的行李里除了书还是书,而且肯定超重。我们随行的几位同志就分摊着帮他背。当时吕部长住在中汽总公司位于右安门的老宿舍里,并且是最高层——六楼,我们就从一楼背到六楼,个个气喘吁吁。
尽管事情过去了那么多年,但吕部长嗜书如命的习惯和他家累积而成的“书山”,仍然历历在目。毫不夸张地说,书,不但成就了吕部长的学识,也成就了他后来的事业。
南方轿车梦始末
我跟吕部长比较频繁地接触是1993年以后。1993年机构改革,中汽总公司实行政企分开,吕部长带着我们近40人从中汽总公司到了机械工业部,组建汽车司,他做了第一任司长,我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这个过程中就有了广东湛江汽车厂和海南汽车厂的故事。湛江汽车厂和海南汽车厂都是地方企业,当时都想上汽车,并且都想上轿车。海南汽车厂建于1986年,它也有个故事。当年菲律宾政局不稳,福特汽车就想卖掉在菲律宾巴丹的冲压厂,海南政府觉得设备不错,就授权海南开发建设总公司,以900多万美元的代价买进这条线,成立了海南汽车厂。最初这个厂是为上海大众加工覆盖件,1992年开始与马自达合作,成立海南马自达,生产6470旅行车。但没有生产许可证,产品只能在本地销售。
广东湛江汽车厂则是从一个农机小厂一步步发展起来的。广东省认为,改革开放后,广东市场很大。以前都是走私,后来走私抓得严了,那就规规矩矩地引进一个技术,干一个汽车厂。广东一直没有一个像样的汽车厂,“三大三小”①里本来有个广州标致,经营失败后标致就撤出了广州。现在广东要完成这个梦想。广东省政府非常支持湛江的发展,这个项目由时任广东省副省长、分管全省工业的张高丽同志(现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市委书记)主抓。
两省都要上,但显然批两个轿车项目是不可能的。当时全国都想上轿车,国家控制极其严格。轿车项目必须上报国务院审批。但当时国务院已经确定了“三大三小”轿车基地到2020年不能突破。在这种背景下,又要支持湛江和海南完成轿车梦,又不能踩政策的底线,怎么办?
到了1994年,国务院希望对广东湛江和海南的汽车厂进行整合,引进国外新产品,共同发展。说实话,就联合本身而言就是件大事。项目经国务院领导批准后,南方汽车公司宣告成立,项目总投资72亿元,建成年产6万辆MPV基地。中央政府特派吕部长兼任董事长。
实际上吕部长是替国务院来守底线,来解决地方要上轿车这么一个难题。选择MPV车型是有原因的。所谓MPV,你讲它是轿车它也是轿车,讲它不是轿车也不是轿车。今天咱们搞汽车的甚至开汽车的都知道MPV是什么,但当时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它是何物。吕部长就给我们讲述了MPV概念,非驴非马,轿车的平台,面包车的空间,性能跟轿车完全一样,舒适性甚至比轿车还要好。他还讲了艾柯卡在克莱斯勒第一次提出MPV概念,并且用Caravan MPV挽救了克莱斯勒的故事。
如果吕部长不是对美国汽车工业的发展有这么了解和熟悉的话,他怎么能清楚地提出MPV概念、性能和市场前景呢?在当时控制上轿车项目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变通的做法:找一个类似于轿车的车型,在国内又是空白,而从长远来看,MPV变成一个轿车相对容易,国内市场又确实缺少这种车型。
车型确定后,我们找过很多企业:奔驰、克莱斯勒,以及日本的一些企业,都去谈了。这里面也是一波三折。最初选定的合作伙伴是克莱斯勒,马自达无奈退出,海南马自达公司被注销。但当南方项目进展到一定程度时,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破裂,南方项目重新寻找合作伙伴,最后确定了与奔驰合作,江泽民同志在德国见证了协议签字仪式。
但要两个企业引进一个技术,生产一个车型又谈何容易。可以说,谈判费了不少劲,组织这两个厂又费了不少劲。协调工作相当大,相当难。广东和海南双方往往是谈着谈着就谈崩了,谈不到一块去。吕部长就两头做工作,操了不少心。整个项目大概陆续反复地谈了三四年左右,两个省对公司总部和总装厂设在哪里一直争执不下,再加上两地企业领导权力和责任划分的矛盾,双方无法再协调,南方MPV项目最终流产。
当然,这里面的原因还包括随着时间的流逝,国家政策发生重大变化,进口设备不再免税,原来的预算已经无法满足。同时,奔驰对中国市场信心也不足。这样,两个汽车厂仍然各搞各的,湛江汽车厂原来一直推进联合项目的老总生病去世后,湛江就一直没搞起来。海南马自达最后加入一汽,组成了一汽海南马自达。
需要交代的是,那时计划经济色彩还比较浓,我们认为到2000年中国轿车需求量是110万辆~130万辆,根据这个预测,就要控制轿车产能。事实上,我们的思路一直都是控制产能,使产销保持平衡。在2000年前原则上不再批新的轿车项目。尽管到2000年时,我国轿车的实际产量没有达到110万辆,这是后话了。
但当时各地方都要上项目怎么办?一般的,就不批;实在顶不住的,先上零部件,先上总成发动机,等搞到一定规模,国产化上去了,基础也打好了,到了2000年后再批新的轿车项目也是水到渠成的事。1994年的汽车产业政策基本上体现了这种思想。
可以说,一汽、二汽的整车项目都是这么来的。一汽在山东烟台引进韩国大宇,搞了一大批零部件项目;二汽在广东惠州,跟本田合资搞零部件项目。当时的想法是先投资上零部件,先出口,等到2000年以后,如果都按计划兑现了,那就再上整车项目。这是发展汽车的整体思路。
现在有些人说,自主品牌轿车,为什么我们搞了30年还不如后起之秀?其实,后起之秀如果没有当初的零部件作为基础的话,没有这些引进技术的零部件作为前期铺垫的话,你怎么搞轿车?从国外全部进口零部件?成本和国家政策都不允许。你自己搞?上海牌、红旗牌我们自己搞了多少年,最后为什么停掉,就是零部件和各方面基础上不去,整车也上不去。
因此,在我看来,当时的思路也不能完全否定。虽然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对市场规律的把握,有一个渐进过程,1990年代初期更多地倾向于计划经济观念,但先打零部件基础的决策无疑是非常正确的。
准确把握中国汽车工业
1990年代中期,关于要不要大力发展汽车工业,社会上争议不休。在1994年颁布的汽车产业政策里,我们强调了国产化,强调合资企业50对50的股比,并鼓励轿车进入家庭,这些都为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定了基调,为以后我们引进外资,谋求国际合作,寻求平等地位奠定了基础。
争议最大的还是轿车进入家庭。两派意见争持不下,各说各有理。你们可以上网查查,有位老院士当时在各家报刊发表文章,写了一大整版,题目我还记得叫《轿车文明的批判》,反对轿车进入家庭。反对的不光是他,社会上对这个事讨论得非常热烈。赞成的少,反对的多。8比2不到,7比3肯定有,反对的是7。相当多的人认为中国还不具备发展轿车的条件,这位老院士只是其中一个代表。
任何一个新观点,在社会上都会引起各种不同的看法。赞成的不用说了,反对的大体上还是从中国没有油,没有路,没有停车场,中国只能发展公共交通而不能发展私人轿车,中国不可能做到千人多少辆汽车保有量方面来论证。
我们自己内部也讨论:中国的现代化,是不是骑着自行车就可以实现初步小康?吕部长主张大力发展汽车,他认为12亿人的中国搞现代化,人流比物流更重要。拉4个人的轿车比拉4吨石头的卡车有更大的生产力。汽车工业一定要大发展,要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但如果不发展轿车,汽车就肯定大发展不了。前30年我们基本上都在做卡车,搞到当时也不过几十万辆,而国际上汽车产量中70%以上都是轿车,所以轿车如果不大发展,汽车工业就难以大发展。而轿车要大发展,就存在市场在哪里的问题。
市场在哪里?过去我们搞过轿车,红旗、上海牌、北京吉普,那时是以公款消费为主,这个市场大不起来。因此,一定要放开对私人购买轿车的限制,要鼓励轿车进入家庭。今天我们接受的观念在当时是很难想像的,轿车是奢侈品,轿车是超前消费,轿车是万恶之源,耗费大量能源,带来多少环境污染,每年出事死10多万人。等等。轿车不是万恶之源,现在大家都接受到,但吕部长在那时提出这些观点,可见他的思想确实很先进。
1994年汽车产业政策里就只有一句话:鼓励私人购买轿车。但为了这句话,做了很多工作。在政策定稿前一个星期,李岚清副总理代表国务院给机械部汽车司的工作人员作了指示,要求一个星期内拿出科学的分析结论,准备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为统一认识,李岚清召集国家计委、财政部、机械部和外经贸部等共四五十人在北京香山封闭了4天进行讨论。
那场讨论我也在场。在讨论时,在“鼓励私人购买轿车”那句话的后面,本来有很多政策措施条款,但在讨论时这个否一条,那个否一条,最后就只留下这个原则性规定。
即使只有一句话,也是来之不易。因为这个规定,我们就可以借此做文章,可以说,PSE’94②就是按照这句话,我们把它写成了一篇大文章。
轿车进入家庭研讨会
为配合1994年汽车产业政策的颁布,并配合产业政策提出的重点发展“经济型轿车”和“国家鼓励私人购买轿车”进行宣传和推动,在吕部长的引导下,我们策划了举办关于“家庭轿车”的研讨、交流、展示会,即PSE’94(P为Presentation,研讨、报告;S为Seminar,交流、讨论;E为Exhibition,展览、展示)。吕部长要求将会议办成非营利性的,最大限度地为全行业服务,每年举行一次,逐年深入,向国外介绍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前景,促使外商投资;向国内介绍国外汽车工业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方向。
这个会可以说组织得相当成功。在招商时几乎没遇到什么困难,因为跨国公司都对中国汽车未来的市场充满信心。我记得,在国贸中心举办研讨会的那一周时间里,参会的跨国汽车公司有20多家,17位跨国公司的总裁、副总裁在开幕上作了演讲,都对中国未来轿车的发展进行了预测。我们还举办专题报告会22场,有2000多人次来参会。
这些跨国公司还专门为这个会做了精心准备。有些公司,比如保时捷,就专门开发了一款他们理解的中国人需要的概念车C88 CHINA,8是“发”的谐音,意为发财。还有奔驰公司,带来了他们1886年制造的一直珍藏在奔驰汽车博物馆的世界第一辆汽车,这款车首次到异地展出。
在PSE’94开幕式上,我们也准备了一份主题报告。报告的名字是《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历史性转折》,其实是在吕部长的指导和其他人的配合下经过多次修改。在大会上,我受命代表机械部做主题发言。本来不应该由我去讲,可能吕部长看到我在前期招展和邀请外国公司参会时出了不少力,更重要的是,我觉得他是为了培养年轻干部。
这个报告比较客观地分析了我国汽车工业的历史与现状,并结合汽车产业政策提出的发展目标和措施,明确提出轿车大范围进入中国家庭的时间表在2000年以后,提出1.3L排量的轿车最适合家庭。同时还指出,要想发展我国轿车工业,观念转变很重要。轿车不再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不再是奢侈品,而是提高人们生活质量和工作效率的消费品。
在研讨会上,时任福特汽车公司的副董事长布克说,一切伟大的努力都源于一个伟大的设想,对于中国而言,家庭轿车的倡议便是一个真正的伟大设想。时任奔驰公司的副总裁胡伯特也说,不仅仅是全世界的汽车界,而是全世界,都在本周注视北京。中国,一个具有无限经济潜力的国家即将进入一个机动化的新纪元,这将改变其全体人民的生活。
PSE’94的意义,可以说进一步落实了1994年汽车产业政策,使汽车工业大发展真正找准了方向,同时还把行业各方面的认识统一到发展经济型轿车,发展能够满足老百姓买得起的轿车的大方向上来。
此后两年,我们又分别举行了PSE’95③和PSE’96④,主题分别是汽车零部件工业和产品开发技术。这些主题与当时国际汽车工业的发展情况紧密结合,探讨了中国汽车工业应该采取的战略。连续3年举行的PSE活动充分体现了吕部长对中国汽车产业的准确把握。
鲜为人知的一次研发
吕部长对事业执着地追求,对新知识也非常渴望。有人曾写过一篇文章,说这么多部长在北京,但真正能到北京图书馆借书,周末能在图书馆看到身影的部长并不多。吕部长就是这样的人,他喜欢读书,喜欢钻研问题,喜欢接触新事物。
举个例子,1993年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后,跟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组成PNGV(The Partnership for a New Generation of Vehicles),即新一代汽车合作伙伴计划,要在10年内开发出三倍于当时燃料效率的新一代先进轿车。
1994年7月,时任美国副总统的戈尔在汽车技术专题研讨会上发布了计划纲要,经修改于1995年印发了正式文件。现任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的张兴业同志就根据这些情况,写了一篇《美国组成新一代汽车合伙契约(PNGV)的文章(该文刊登在机械工业《情况反映》1997年第55期)。
吕部长看到了这篇长达64页的文章后,就找张兴业同志了解情况,还向他索要了很多英文原件核对一些技术问题,据说吕部长是看过文章后找他深谈的惟一领导人(详见《吕福源与中国汽车事业》中张兴业的回忆文章《优秀的博学多才的领导》)。
PNGV计划后来并没有实现。看看美国汽车工业这么多年的发展脉络,都是随着每任总统的关注度不同而进行了改变。克林顿政府是PNGV计划,打算用10年时间实现;布什政府是燃料电池及氢燃料动力计划,后来又无疾而终;现在奥巴马政府提出了35.5英里/加仑计划,又回到了传统内燃机的提高改进上来。
再看看日本人,他就盯着混合动力,执着地在这方面进行研究,结果形成了上百万辆的总销量。欧洲人呢,根据国家情况选择柴油机发展方向,结果柴油小轿车的销量超过了50%。所以只要看准方向,并且坚定不移地按照这个方向走下去,总能走到成功的那一天。怕就怕,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反反复复。改革开放以前,在关于汽车要不要发展,如何发展这个问题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大家的认识是高度的不一致。到1994年,汽车产业政策才把这种认识集中统一了起来。
即使是现在,可能很多人没有真正明白,开发轿车需要花多长时间?需要花多少钱?是否需要像竺延风同志说的“耐得住寂寞20年”?其实他讲的是另一个概念。真正设计一款车,或者更准确地说,设计一款车身,不需要很长时间,现在18个月就可以完成,最多24个月,就可以投产。但这不是轿车的开发能力,也不是一个完整轿车的开发,大家把概念混淆了。
我也曾经讲过,开发一个完整的轿车,最便宜的要20亿(元)人民币。我们内部有些老专家就说,哪要20亿(元),2亿(元)就够了!实际上,2亿(元)是开发一个车身,我说的是一个完整的开发,包括平台,包括所有的试验都做完。
现在我们谁在做那些试验?顶多拿几台车到天津汽车技术中心去撞一撞,秀一下就行了。国外开发一款新车,一般是积累了大量数据后,在计算机上进行模拟碰撞,一般来说,拿50台车去做碰撞是必不可少的,少于50台就不能证明这辆车的安全性。再看看我们,有谁家企业拿50台车去撞过?没有。更何况,我们还是在没有大量数据积累的情况下做的,你更应该撞个100台、200台才够吧?
还有,你设计的这些参数,通常是人家告诉你的。你们记者不是给取了个名吗,叫有产权无知识,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他只告诉你这个参数取0.3,但为什么取0.3,他不会告诉你。为了省一点材料,取0.29行不行?不知道!为了保证安全,取0.31行不行?不知道!也许这款车取了0.3,下一款车他告诉你取0.31。为什么不取0.3而取0.31?还是不知道。
换句话说,你照着他的葫芦能画出瓢来,但为什么这个瓢是这样的?不知道。怎么办?这些东西都要靠你自己不断地摸索和积累。可能是几代车型,可能是20年,具备轿车完整开发能力我估计20年都算少的,因为要不断地开发,不断地积累才行。这个过程他是不会卖给你的。
而吕部长在对培养我国轿车自主开发能力方面一直是不遗余力的。1997年,中国汽车工业的大方向就是培养自主开发能力。刚好,汽车司有个组织国内几家企业与国外企业联合开发实践的机会。但钱从哪里来?当时的国家科委主任徐冠华表示提供支持。但他能批的,并且跟汽车有关的,就只有国家863专项中电动车专项那笔钱。由吕部长带队,经与徐主任讨论后,在国家科委高新技术开发项目中立了两个项目:电动车开发和汽车车身开发。这段历史,董扬亲自经历了,他能讲得更清楚。
电动车是研究项目,重点是总布置和控制系统,短期内不可能产业化。吕部长就要求项目组要集中力量突破车身开发技术和整车总布置技术。那时大家都不懂开发流程,不懂怎么办?拿一辆车来练兵。于是就拿了东风的神龙富康车作为原型车,当时不敢讲整车设计,因为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同时请意大利的设计公司IDEA进行联合设计。
富康是两厢车,我们就讨论开发两厢半轿车,也就是掀背式轿车,后面带个小尾巴,有点像后来在富康平台上生产的赛纳车型。我们联合一汽、二汽、上汽等企业组成了一个团队,所有的开发过程,三大公司全部参与;所有的开发成果资料,对三大公司全部公开。说白了,就是权当练兵,重在培养一批人,掌握如何用现代化手段来开发轿车。
整个项目搞了三四年,我们在意大利做出了样车,只是后来没有做试验,没有形成产业化。但这个车型开发得很好,我到二汽后还为这个事去过意大利。通过这个联合项目,大家都掌握了现代化的开发流程,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比如说各个公司采用的是不同的设计软件,怎么在有限元CAD的软件里做到互通,两维如何跟三维衔接等。这辆电动车至今仍被保存在东风汽车公司里。
现在再看吕部长组织的研发团队,就类似于给当时的三大汽车企业灌输轿车研发的ABC。在这之后,我们也打开了跟意大利设计公司联合研发的路子,后期的哈飞、奇瑞、江淮、长安都到那里去了,这才有了今天自主品牌轿车的发展。
在东风得到他全力支持
1997年机械部党组决定让我去东风任党委书记。走之前,吕部长找我谈话:你去了有什么事情尽管来找我,有什么吃不准的问题,我们可以一起探讨。
我在东风时,也得到了吕部长全力以赴的支持。汽车学院就是一个例证。创业时二汽的环境,人才很缺乏。最早办了一所职工大学,叫721大学。前任领导就想在721大学的基础上办一所正规学院,后来叫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是机械部管理的23所学校里的最后一所。
按照1980年代二汽的风格,就是只要政策不要钱,你只要准许我试点,我就一定把它办好,所以这所学校很快就得到了教育部的认可,被列入教育部的招生计划中。在大学生包分配的有段时间里,它也被列入到教育部的分配计划中。但在这后面一直打了个扩号(经费自筹)。
机械部撤销后,这23所部属院校,少部分被归到教育部直接管理,大部分下放给了地方。十堰这个学校要归到教育部管,肯定不够格,下放给地方,又下放不下去。地方说,你不落实经费,我怎么能接受?何况湖北不缺大学,湖北的好大学,比汽车学院好得多的大学多的是,所以就吊在半空中。
为这个事,我找了好几次吕部长。我说,其他的学校下放给省里的时候,都在保证原来国拨经费的基础上,还赔了点嫁妆,还加了15%到20%才下放下去。我这所学校,要不就交给吕部长你管,你又不要;给地方,你不赔点嫁妆,又嫁不出去,怎么办呢?
所以吕部长也很支持。但在财政部协调那里费了点劲,最后还找了李岚清副总理,协调财政部,按照“三家抬”的方案下放。所谓“三家抬”,就是国家出1/3,湖北省支持1/3,东风出1/3。这也还行啊,比过去100%都是东风出减轻了负担,最关键的是,我把这所学校交给了地方后,今后的事情就由地方自己负责了。
中央的经费很快就落实了下来。湖北省为落实这1/3花了3年时间:第一年是1/3的1/3,第二年是1/3的2/3,第三年才100%全落实。接着转行政关系时,又花了3年时间,前后一共用了6年时间。据我了解,直到我离开武汉,去年这个问题才算真正解决。
东风这份钱由母公司东风集团承担。这么多年来学院培养的学生基本上都是为社会在做贡献,东风也留了一部分人。
现在李书福也在办教育,他是民办教育,我这个还是公办的,收费体制不一样,收费很低。我在时每年要贴补四五千万元。转民办也不行,也有问题,学院在十堰。也曾想过把它搬出去,后来又有一段故事。
当时厦门缺一所工科院校,就从泉州迁过一个大专学校,管教育的领导说,再找一所正规院校,把它吸引到厦门来。新批一所大学很难,但利用一所大学很容易。那么,到哪里去找学校呢?到沿海去找吧,人家不一定愿意到厦门来,到西部地区找呢,西部大学本来就少。最好就在中部地区,在大学比较多的省份去找一所工科院校。不要求学校怎么样,只要它愿意到厦门来,可以给点政策。
都谈好了,我们跟厦门谈得非常好,学校准备放在鼓浪屿,很不错的地方。今年我到厦门去,他们还问我,要不要去鼓浪屿看看?我说不去了,越看越后悔。但是不怪我,怪湖北省不放。他们想把学校从十堰搬到武汉,但迟迟又没搬成,又想过办分校,都没搞成,现在这个学校还在十堰。
注①:“三大三小”:“三大”包括一汽、东风、上汽三大轿车基地;“三小”指北京吉普、天津夏利、广州标致三小轿车基地。
②PSE’94:即当代国际轿车工业发展与中国轿车工业发展战略技术交流研讨及展示会,简称FAMILY CAR。
③PSE’95:即当代国际汽车零部件发展与中国的发展战略技术交流研讨及展示会,简称AUTO PARTS。
④PSE’96:即当代国际汽车新产品、开发技术与中国汽车工业交流研讨及展示会,简称AUTO 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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