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驾特殊性：袒护官员易使整治醉驾变味

　　接连几起酒后驾车引发的血案，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严打酒后驾车运动——而基于官员身份的特殊性，“如何处置醉驾的官员”自然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广州番禺某镇那个酒驾被查时称“醉驾是工作需要”的纪委书记就成了焦点。媒体调查发现，梁某19日晚被查，然而事发当晚梁并未被拘，次日上午还照常上班。警方解释称等抽血结果后再拘并无不妥。公众则质疑“这样做会给醉驾者逃脱惩处的机会”，省交管局有关人士也表示“不应该放回去”。

　　警方的解释显然站不住脚，正如公众所质疑，如果逮住的是个无固定职业和住所的人，这样做醉驾者很容易就逃脱了。而且依据相关法律，在强制抽血的检验结果出来前，有醉酒嫌疑的驾驶员应该被控制，而不能放回去，除非当事人出现身体条件不允许的特殊情况——这样看，番禺警方对醉驾官员梁某的惩处显然有袒护之嫌。这种做法是很危险的，既伤害了严打醉驾运动的公信力，也容易使本是醉驾问题转为官民矛盾。

　　很明显，醉酒驾车并不是属于哪个阶层的原罪和专属哪个群体的罪恶标签，而是一种普遍性、平均分布的罪恶，人人都可能醉酒，人人都可能开车，人人醉酒开车都会危及交通安全。醉酒驾车是醉酒者对公共规则和公共安全的侵犯，是醉驾者与公众的矛盾，而不是民众与官员、强者与弱者的矛盾。公众的“敌人”是无视法律的醉酒驾车者，而不是官员或者富人——可是，如果执法者在治理运动中不能公正执法，不能严守程序、严格执法、一视同仁地惩处每一个违法者，偏袒了公众深恶痛绝的特权群体，哪怕仅仅在程序上有一点儿瑕疵，执法时有一点儿偏向，都容易激起民众敏感的愤怒，从而使本属公共矛盾的醉驾问题演化为官民矛盾。

　　官员是一个有影响力的群体，如果权大于法，权力常常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将法律捏在手上随意揉捏。平民违法必究，而有些官员则能依靠权力的羽翼轻易逃脱法律的惩罚，这正是法律缺乏公信的制度根源——这种现实语境中，公众便对“公正执法”充满怀疑，对法律能否平等地惩罚违法的官民充满不信任。于是，每逢有针对某个社会问题的治理运动中，舆论的眼睛总会本能地紧盯着官员群体，很自然地将“能否一视同仁地严惩官员”视作执法是否公正的衡量标准，以“有罪推定”的逻辑苛求地紧盯每一个执法细节，试图从中找出证据印证自己的猜想。

　　这种舆论的聚光灯和放大镜下，执法者哪怕有一点儿程序瑕疵，也会被敏感的舆论抓住把柄，成为公众发泄不满情绪的出口。一起普通的社会事件就会激化成严重的官民矛盾，邓玉娇案是这样，胡斌飙车案也是这样。番禺警方违反程序让醉驾的纪委书记“照常上班”（平民根本享受不到这样的待遇），显然也使矛盾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人们不再将矛头指向醉驾者，而指向官官相护，指向法律对官员的包庇，指向违法不受追究的特权。本是醉驾者与公众的矛盾，就这样演化成了民众与官员群体的矛盾。

　　这样的矛盾转化，既使治理酒驾运动的公信力大打折扣，又有害于醉驾问题的治理：官员违法受到袒护，我们有什么理由尊重法律呢？人们沉浸于这样的想象中，而忘记了醉驾是一种公害。

　　理性的执法者，应该能敏锐地感受到公众的这种情绪，知道对权力充满不信任的公众这时候会紧盯着官员群体，等着从执法细节中寻找程序瑕疵——所以在针对醉驾的执法上，越是涉及到官员的案例，越是要严格依据法律程序，严厉执法，透明公开，一视同仁，绝不护短，借此向公众传递“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信心，消除公众的疑惑。否则像番禺警方这样的话，只能使醉驾问题转为官民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