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斌的故事：毛主席称他为“白面书生”

　　饶斌是新中国汽车工业的创始人，他高大英武，被毛主席称为“白面书生”。饶斌祖籍湖南生于吉林，原名叫饶鸿熹，早年学医，参加革命以后曾经前担任过中共山西交城地委书记、抚顺市委书记、图门警备司令、哈尔滨特别市市长、松江省副书记。

五十年代初在东北因为被政治斗争所陷，降格使用，恰好当时要筹建第一汽车制造厂，饶斌自告奋勇去担任厂长。在中央讨论人选的时候，毛主席想起在哈尔滨见过，就问；是那个当市长的白面书生吗，他够厉害吗？在得到肯定的回答以后，毛主席点点头，中央正式任命饶斌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厂长。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个汽车项目，又是在战争的废墟上建设大规模机械工业项目，困难之大，难以想象。当时的机械工业部对于能否在三年内建成感到疑虑，但是前苏联专家要求一定如期完成。

　　为此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此事，决定全国都来支持第一汽车厂的建设，1953年6月9日，毛主席签发《中共中央关于三年建成长春第一汽车制造长的指示》，这天成为新中国汽车工业的发祥日。

　　有全国人民的支援，壮志满腔的饶斌全身心的投入轰轰烈烈的建设热潮之中，工作强度很大，以至于回到家里常常饭菜没有端上桌，人已经酣然入梦。为了掌握汽车工业制造技术和建筑技术，他不仅是汽车厂长也是建筑公司的经理，为此他虚心向技术人员和有经验的老工人求教，成为能够为建设工地推车送浆和在车间操作机床，摘掉不懂汽车工业“白帽子”的领导干部。

　　一汽于1956年7月正式建成投产，从此结束了新中国没有汽车工业的历史。1960年1月饶斌奉调北京，担任机械部副部长兼六局（汽车轴承局）局长。1963年他下放到南京汽车制造厂，一个省部级干部在一个规格不高的厂里，甚至受到伙房炊事员的呵斥，但是他认为这是好事。解放后官做大了，现在回到群众中，出行没有小轿车，走路或骑自行车，吃饭排队，看病付药费，这一切都让他自豪的感觉到“我在群众中”。

　　1964年中国的经济形势有了好转，毛主席说：“建设第二汽车厂是时候了。”筹建二汽的工作理所当然的落到饶斌头上。

　　这次创业与建设一汽不同，项目选址确定在湖北十堰的时候正赶上文革，一群刚毕业的大学生造反派非要把他揪回长春批斗，而且残酷的体罚他，用胶管裹着钢丝抽打，并让他跪在桌腿上，饶斌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狠毒？”

　　侥幸脱身的饶斌回到二汽基地，经过缜密的思考，他提出用“聚宝”的办法建设二汽，即由全国的汽车和机械制造企业包建各个分厂，形成系统的现代化汽车制造企业。

　　但是在二汽的建设中，一直受到“左”的干扰。当时武汉军区司令和政委提出要把二汽建设为村落化、乡土化的企业。最惨的是要搞“四边企业”，意即边设计、边施工、边安装（设备）边生产。这还不算，造反的技术人员还要搞“设计革命”，非要把一些减轻体力的设备和必要的厂房设备取消，以免工人变成“修正主义”。当时气得李先念副总理说；不建这个厂不是更节约吗！

　　为了抵制对二汽建设的干扰，饶斌提出“质量第一”的要求，军代表马上责问，把“突出政治”摆在什么位置？饶斌软中带硬的说；这是毛主席批示的，不能批（指批判）。与建设一汽相比，饶斌不仅呕心沥血地领导二汽的基本建设和设备安装，还要用高度的政治智慧对应极左思潮的干扰。在一汽他工作了7年，而在二汽，一干就是16年，其中还经历延长建设周期，大规模投产前国民经济调整停、缓建和产品滞销的严峻考验。

　　二汽建成投产以后，饶斌调回北京，担任机械部部长。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意引进汽车合资项目，饶斌建议由上海承担这个项目。在一些国家拒绝合作的同时，美国通用、福特汽车公司和德国大众公司都表示了浓厚的兴趣，经过60多轮谈判，基本上确定与德国合作15万辆的项目，因为只有他们愿意提供1982年投产的桑塔纳新车。赴德国考察的代表团12个人中就有8个人是上海方面派出的。

　　其实饶斌也冒了风险，因为汽车工业经济规模的概念还是老外提出来的，而且获得中国政府领导人的认同。后来一机部党组研究方案时也同意向中央报告少投资，快见效，滚雪球发展的思路。

　　不料此时德国大众内部出现分歧，负责财务的总裁认为这是花钱多、利润少的项目而且外汇难以平衡。于是派人到北京打退堂鼓。饶斌在与德方谈判时建议将15万的规模压缩为3万，这个建议获得大众公司高层的首肯。

　　此时提出不同意见的人是饶斌的老战友——汽车专家孟少农，他认为CKD是买卖的方式而不是搞汽车工业的方式。所谓CKD就是组装进口散件，这就象自行车商店把自行车厂的散件装好出售，并不等于他具备生产自行车的能力。

　　上海方面也出现了阻力，有人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认为这个项目不符合中国国情，这种高级消费品并不是急需的，同时经过计算，结果是德国人稳赚，中国人肯定赔。

　　这件事直接捅到中央，一位副总理过问，时任上海书记和市长的陈国栋与汪道涵联名给中央写报告坚决支持这个项目，后任的市长江泽民、朱熔基也为它付出心血，于是上海汽车工业有了今天的辉煌。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饶斌越发感到力不从心。

　　1984年8月11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北戴河召开会议，研究汽车工业的发展问题，会上中央领导提出，中国汽车公司不能变为实体，要搞虚一些，实应该在一汽，二汽等下面的公司或企业。中汽公司要搞好行业规划管理、信息、技术政策、以及对中小企业进出口业务的服务。

　　针对饶斌想把汽车工业统管起来的想法，中央领导批评说；你们中汽公司想搞垄断。饶斌认为汽车与造船、航空工业，都是高科技的产品，需要高度集中，才能保证财力、人力、技术力量的合理使用，才能保证不出现历史上两次出现“小而全”粗制滥造的大浪费局面。后来被人戏称中国汽车工业“三只大狗、三只小狗、一群野狗”局面以及国家多次主导兼并重组的做法，似乎回应了饶斌的预见，但是饶斌已经回天无力。

　　当时中央已经决定把一汽、二汽划归国家计委单列。而中汽公司摘牌已经是18年后的2002年5月的事情了。

　　1987年7月15日是一汽34年厂庆，饶斌出席一汽换代改造庆功会，他在热烈的掌声中讲了话；汽车工业第一次创业是建一汽，这是从无到有的创业，结束了中国不能生产汽车的历史。一汽第二次创业就是完成这次换代改型这一历史任务，是从老到新、从落后到现代化的创业，迎接小轿车的发展是第三次创业的基本内容，第三次创业我就更起不了作用了，但我愿趴在地上起桥梁作用，希望在有生之年还能看到这个胜利…说完他泪水潸然而下。

　　这是他最后的演讲，十几天以后，他病倒在上海，时任上海市长的江泽民对医生说；这是我的老首长，是汽车工业的创始人，要不惜一切代价医治他。

　　1987年8月29日饶斌在上海逝世，享年7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