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国家发改委在其网站上发布消息称，正抓紧研究完善国内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及实施燃油税费改革。发改委、财政部、交通部、国家税务总局、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以及中编办共同参与了这项政策讨论。
1994年以来，纠结了14年的“费改税”问题终于以一场事先张扬的方式被推进到了最后一步，以燃油税取代养路费的改革方案即将破冰而出。
也在同一天，纽约原油价格下跌至每桶49.62美元，创下3年半来新低。在美国很多地区，1加仑汽油只需要1.3美元左右，约为人民币2.3元/升，这个价格包含了燃油税在内，目前美国油价只相当于国内油价的36.5%。油价大幅下跌，为燃油税的改革创造了条件，即以不增加使用成本的方式完成税改。
对于目前孕育着低迷的汽车市场而言，中国燃油税改革的具体方案将成为“拉动内需政策”的试金石。“如果政府真正下决心鼓励汽车消费，就不妨把油价下降得更狠一些，把税率定得低一些，低油价将会吸引更多的购车者。”CSM Worldwide大中华区汽车市场预测总监张豫对本刊记者说。按照张豫的分析，如果以5元/升为基价，30%～50%的税率对目前汽车消费都不会有影响。“但是如果最后的油价达到了7～8元/升，这将对市场形成非常不利的后果。”张豫说。
燃油税改革给政府提供了一个调整汽车消费政策的机会。
11月9日，国务院宣布未来两年投资4万亿元，投资于铁路公路、农田水利、住宅等六大领域，保证经济增长。国家发改委表示，刺激消费的具体政策还在酝酿中。投资与消费是推动增长的两条腿，在全球经济放缓、出口面临巨大压力的情况下，放弃消费这一最重要的环节，只依靠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不会取得太理想的效果。
在这个背景下，汽车消费问题再度成为焦点。由于汽车产业上下游关联度极高，产品后期延续消费周期长，汽车一直被视为拉动内需最见效的利器。美国“9·11”危机后，通用汽车就曾通过零利率购车的政策，带动了消费市场回暖。但由于汽车对于国内交通、能源、环境的压力日渐增大，国家对于是否放开汽车消费始终异常谨慎。在这种矛盾的心理背景下，汽车行业虽被列为支柱产业，但汽车消费依旧被课以重税，限制重重。
“一位发改委官员曾经很艺术地说，中国有汽车消费政策，但是没有鼓励汽车的消费政策。”汽车行业专家贾新光对本刊记者说，他曾经长期担任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研究所首席分析师。
从现实的情况看，中国汽车消费的下滑已经非常明显。
2007年中国汽车消费高歌猛进，全年销售汽车842万辆，增速20.2%，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汽车市场。按照去年预测，今年全国汽车的产销量将突破千万辆。然而事与愿违，受国家宏观调控及金融危机影响，全国乘用车销售只在第一季度完成了21%的增长，随后每况愈下。第二季度增长率下降到了11%，第三季度已为负增长1%。
“美国的汽车市场一年来下滑20%多，这已经是世界上汽车市场下滑最大的国家，而中国的乘用车市场仅用半年就下滑了20%多。虽然全年乘用车市场还能保持正增长，但市场波动幅度之大是绝大多数人没有想到的。”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副秘书长崔东树对本刊记者说。
对汽车行业来说，年初所憧憬的千万辆市场已成泡影。“两个星期前，我还认为汽车行业不需要政府救助，企业自救就可以了，但现在我不这么看了。”国家信息中心信息资源开发部主任徐长明对本刊记者说。他的依据是10月份汽车工业增加值，这个数字已经降到了8.2%，而去年同期则为是18.5%，上半年汽车工业增加值为16%。“最近几个月行业形势就像飞机降落似的，工业增加值7月份为14.7%，8月份12.8%，9月份11.4%，10月份为8.2%。”徐长明说，“现在要拉动内需必须要想办法推动汽车消费，不能只救房地产。”
11月19日，一项抑制汽车消费的政策已被放弃。
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海平表示，北京市已经决定，不实行控制机动车总量、限制居民购买机动车、限发车牌的措施，“并且，这一条已经作为正式的意见确定下来了。北京市不会采取控制机动车总量的办法，来解决北京的交通拥堵问题”。王海平表示，从扩大内需、促进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大局出发，从有利于国家汽车工业长远发展的需要出发，从顺应和满足广大市民生活富裕起来之后想要提高生活质量的意愿出发，采取控制机动车总量、限制购买、限发车牌的办法是“不合适的”。
“目前，政府对于汽车消费的态度已经从负面过渡到了中性，但是还没有转到积极的方向。”张豫对本刊记者说，“汽车产业不是个坏孩子，它不像房地产那样是个Trouble Maker(麻烦制造者)。中国汽车市场90%以上都是现金消费，这里面没有泡沫。”
自1994年国务院颁布《汽车工业产业政策》以来，对于是否鼓励汽车进入家庭的路线之争从未停息过。在这十几年中，尽管汽车的产销量在中国呈爆发式的增长，汽车已经进入了千家万户，但关于“汽车消费是否应该鼓励”的争论仍以各种不同面目出现。这已经成为今天通过汽车消费扩大内需而无法绕过的大障碍。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中国汽车消费政策可能发生一次本质的转向。“一场新的战争开始了。”汽车与社会研究所主任周立群告诉本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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