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汽昔日山区小镇 今日百里车城(组图)

上世纪70年代初，二汽5吨载重车装配线投产。

陈祖涛（左一）为二汽选址。

1967年4月1日，二汽在大炉子沟举行开工典礼。

　　解密新中国三线建设进程 见证中华民族“备份”体系

　　上世纪60年代的一天，站在巨幅的中国地图前，主席毛泽东问总理周恩来：“你说的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周恩来回答：“那里荒无人烟，只有漫山遍野的攀枝花……”毛泽东听罢，脱口说道：“那就叫它"攀枝花"。”

　　四川攀枝花市是在新中国三线建设中崛起的30多座新兴工业城市之一。在独特的政治环境和外交形势下，千千万万的技术人员和工人走进大山深处，三线建设成为新中国一个独特的工业标本。一个工厂的崛起，又带动了一个城市的成长。

　　本期“地标”报道把目光投放到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记录中国那段独特的工业建设运动。

　　文/图本报特派记者曾向荣（除署名外）

　　对于79岁的二汽老职工杨廷新来说，1968年如此值得记忆——他来到地处鄂西北的贫瘠小山沟十堰，加入如火如荼的建设行列。

　　这一年，距离毛泽东主席提出二汽建设的构想，过去了16年。

　　如今，二汽已成长为枝繁叶茂的东风汽车集团，但十堰人还是习惯叫它原来的名字。“在全国三线大型企业建设中，最为成功的就是攀枝花钢铁公司和第二汽车厂两家。”曾任三线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四川省省长的鲁大东评价。

　　作为东风汽车的发祥地，十堰也从一个只有百多户居民的山区小镇，成为一座为汽车而生的城市。在这座大山环绕的城市里，有10余万人和汽车结下了不解之缘，其中许多人已是“汽车世家”。

　　荒寂小镇涌入建设大军

　　上世纪60年代的十堰，只是中国无数深山小镇中的一个，行政上隶属湖北省郧阳地区的郧县。北有武当山，南有神农架，俗称“九山、半水，半分田”，意思是说垒起整整十道堰才能开出地来种。

　　一个比较形象的说法是，只有一间打铁店，叮叮当当的打铁声就足以传遍整个小镇——这就是十堰全部的工业基础。在这样的环境下，不要说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汽车制造厂，即便是职工的基本生活，都会遭遇意想不到的困难。

　　1968年5月的一个晚上，杨廷新和十几位战友从武昌站坐车，一路颠簸。次日早上赶到的杨廷新发现，附近的村子基本上没有砖房，到处都是土房子和草棚子。唯一的砂石公路坑坑洼洼横贯东西，据说是抗战期间李宗仁下令修建的，连接着湖北老河口和陕西白河县。

　　“建厂的地方没有任何建筑物，就用麦秆、稻秆临时搭建，这种房子冬天冷，夏天热。”杨廷新说。

　　筹备建厂时，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职工来这里不能带家属，夫妻来支援的，也只能分别住集体宿舍。新婚夫妇也不例外——打报告申请一个大设备箱，外面糊上报纸，装个门，贴个“喜”字，里面放床、桌子和椅子，就算新房了。每个月领着几十元的工资，逢年过节时要想买点东西，就得去郧县县城。

　　刚开始时，没有地方住，很多人就住老乡的猪圈旁，住芦蓆棚，住“干打垒”。当地老乡有为家里老人提前预备寿材的习惯，建设者们经常睡在棺材旁边好几个月。碰到漏雨时，有人干脆睡在棺材里。

　　没蔬菜吃，只能在山坡上种点苞米。最初一两年，连咸菜都是开车从武汉、襄樊等地运过来，偶尔拉点蔬菜，吃不了两天就没有了。

　　因为是山区，一下大雨就发大水，满眼都是黄泥。那时候，附近还经常有狼、豹子出没。

　　杨廷新到达十堰时，已有不少人在此筹备。大批技术人员、管理干部涌入这个偏僻的山区，寂静的小山沟一下子热闹起来，大山里随处可见人们穿梭的身影。

　　在数万建设大军中，最大的支持者是一汽。一汽将全厂1/3的干部、技术骨干无条件支援二汽，这些人成了二汽建设的骨干。踊跃报名的盛况是当年一汽的一大景观，因为人数太多，许多人通过抽签的办法被选中。

　　1957年从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毕业进入一汽的马克定对妻子说：“在一汽干了十年，再用十年到湖北建个二汽吧。”夫妇将一岁的女儿送回江苏南通老母亲身边，带着简单的家什，千里迢迢来这里。

　　艰难的拉设备“会战”

　　杨廷新清楚记得，1969年10月，在现在张湾青年广场的位置，厂里面召开了大会，宣布开始动工。他加入新成立的二汽汽车运输团，担任一车队的指导员和党支部书记，投入一场“拉设备会战”中。

　　“定点后，开始找位置，确定总厂的位置、分厂的位置，确定总装厂和发动机厂的位置。然后开始建厂房。那时喜欢用"会战"这个词，"建厂房会战"、"拉设备会战"。”

　　工作条件十分艰苦。杨廷新和同事们不分昼夜地运送物资和设备，由于不通火车，最初的物资和设备基本上都从汉江边靠人拉肩扛运过来。工地与码头之间一来一去就是30公里，山路崎岖。

　　当时住在“干打垒”房子里，机器设备一震动，墙体就出现裂缝，危及安全。但全厂所有的生产车间和办公、住房，甚至连河上的桥也要“干打垒”。

　　杨廷新回忆，当时有一些规定，比如不许盖红砖房，不能用自来水冲厕所。他如今住的红砖房，是在1972年建的老房子，在当时是这里的第一栋红砖房。

　　1969年，二汽突然接到任务要求在次年“五一”产出100辆车，“十一”产出500辆车。经过探讨争论，最后降为100辆。1970年10月1日，这些手工生产出来的车要在武汉参加建国21周年庆祝游行，因为是拼凑起来的车，对质量谁也没信心。于是二汽派了几十名工人躲在主席台后面，随时准备紧急抢修。

　　到1972年，2年多的时间里，二汽共生产了不到200辆车，但是质量极差。人们当时这样调侃这批车：“看起来龇牙咧嘴，走起来摇头摆尾，停下来漏油漏水。”

　　“两下三上”重新集结

　　1972年3月17日，中国汽车工业的灵魂人物饶斌提出，“生产准备工作要以调试为中心，保质量、上能力、打基础。”他成功地领导建成一汽和二汽，是中国汽车工业的创始人。

　　面对这种局面，饶斌以他独有的感召力，重新凝聚了队伍。一些不能用的厂房推倒重来，汽车上不合理的设计被一项项改进。随后，陈祖涛等主要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员也逐步归队，二汽渐渐恢复正常的建设秩序。

　　1975年10月，饶斌亲自开着第一辆2.5吨东风卡车驶下生产线。1978年，第二个基本车型5吨载重车投产。至此，二汽的建设开始初具规模，开始大批量生产，完成了初期的艰苦创业阶段。1969年成为二汽官方的建厂年。

　　事实上，在1969年正式开工之前，二汽建设项目经历了“两下三上”的波折。建设二汽的构想最早萌发于1952年年底。当时，中国国民经济处在恢复期。在朝鲜战场，由于美军的轰炸，志愿军的汽车损失很大，前方急需的给养、物资运不上去，彭德怀急得直接给毛泽东发电报要汽车。

　　1953年1月，一机部汽车局上报了《第二汽车厂建设说明书》，当时的设想是仿制2.5吨的嘎斯51，年产量定在10万辆以上。1954年4月，时任湖北省委第一副书记的刘西尧调任筹备处主任，二汽第一次上马紧锣密鼓开始了。

　　二汽的厂址选在武汉的青山，就是后来的武钢的厂址。但因为和武钢的选址冲突，又将厂址移往武昌的东湖一带。到了1955年，出于对战争威胁的考虑，国家建委和一机部汽车局提出，在武汉建设这么多项目，不利于防空。

　　很快，中央取消了二汽放在武汉的决定，放到四川去了。1956年1月，初步将二汽的厂址定在成都郊区的牛市口、保和场一带。到1957年3月，因为国内经济上实在难以承受，汽车局宣布二汽下马。

　　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58年6月，中央第二次提出建设二汽。李富春副总理指示：“长江流域就湖南没有大工厂，二汽就建在湖南吧。”并仿照前苏联做法，把汽车厂起名为“毛泽东汽车厂”。随后，一机部汽车局开始组织选址，当时还在一汽工作的陈祖涛被调来，参加选址小组。1960年，就在选定厂址，各项筹备工作开始运转的时候，突然宣布，二汽不建了。就这样，二汽第二次下马，第一任总工程师陈祖涛又回到长春。

　　决定性的第三次上马

　　第三次上马在5年之后。此时国民经济逐步好转，二汽的建设再次提上议事日程。

　　此时，刚刚经历三年自然灾害的中国，又面临着严峻的周边局势——随着中苏两国的关系急剧恶化，苏联在我国北部边境陈兵百万；印度在中印边境挑起事端，直接导致中印军事冲突……

　　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当时中国70%的工业分布于东北和沿海地区，这种工业布局显得非常脆弱。东北的重工业完全处于苏联的轰炸机和中短程导弹的射程之内；而在沿海地区，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东工业区则完全暴露在美国航空母舰的攻击范围。一旦战争打响，中国的工业将很快陷入瘫痪。

　　1964年，毛泽东提出三线建设。我国领导人不得不考虑，一旦战争打起来，中国必须要有可靠的战略后方和坚强有力的军需后勤保障，为此，中央不惜花费几千亿元的代价和巨大的牺牲，提出建设三线战略工业基地。就这样，沉睡的深山戈壁被唤醒，大批工厂从一线迁往三线。在准备打仗的特定形势下，这里成为理想的战略后方。

　　汽车是重要的军事后勤装备，自然是重要的“三线”建设项目。毛泽东也再次提出建设二汽的问题，一机部部长段君毅得到指示后，就指定时任一汽厂长的饶斌负责筹建。1965年，第二汽车厂的建设项目正式列入国家发展第三个五年计划。同年12月，一机部正式任命了二汽建设五人领导小组，这五个人是：饶斌、齐抗、张庆梓、李子政和陈祖涛。

　　1966年10月，中共湖北省委决定成立“第二汽车制造厂筹备处”临时党委，饶斌任书记，齐抗、张庆梓、李子政和陈祖涛四个人任临时党委成员。这样，二汽建设的核心层正式成立，跌宕起伏的二汽建设项目又开始启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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