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汽车特别策划探索篇 自力更生 上下求索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汽车史，是一段战天斗地、艰苦卓绝的创业史，那段历程中，中国汽车业的道路曲折复杂，跌宕起伏。

　　在陈祖涛等老一辈汽车人的追述里，仍然习惯性地把如今的东风汽车公司称呼为“二汽”。

和“一汽”、“解放”一样，这同样是一个充满了历史责任感和自主奋争含义的名字。如果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汽的建设代表了中国汽车业从无到有、白手起家的创业历程，对于60年代末期建成的二汽来说，它的建设史则更多地浓缩了中国汽车业在那个命运多磨的年代如何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在后世人看来，那是一条完全自力更生、可以真正视为自主的道路，尽管那条路走得曲曲折折，跌宕起伏。

　　曲折中摸索

　　上世纪50年代，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成立虽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产建设需求的矛盾，但偌大一个中国，只有一个汽车厂肯定是远远不够。其实早在1952年年底，一汽建设方案确定之后，毛泽东主席就做出了“要建设第二汽车厂”的指示。但是由于先后遇上“反冒进”和经济困难挫折、并深受文化大革命干扰，二汽的建设经历了“两下三上”的波折，迟至1967年，第二汽车制造厂才正式破土动工。

　　1953年1月，一机部汽车局上报了《第二汽车厂建设说明书》，当时的设想是仿制2.5吨的嘎斯51，年产量定在10万辆以上。1954年4月，时任湖北省委第一副书记的刘西尧调任筹备处主任，二汽第一次上马紧锣密鼓开始了。

　　当时，二汽厂址选在武汉青山，也就是后来的武钢厂址。但因为和武钢的选址冲突，又将厂址移往武昌的东湖一带。到了1955年，出于对战争威胁的考虑，国家建委和一机部汽车局提出，将二汽建在武汉不利于防空，因此取消了将二汽放在武汉的决定，重新选择项目地址。

　　新的地址选择在四川。1956年1月，一机部初步筹划将二汽的厂址定在成都郊区的牛市口一带。但到了1957年3月，正是国内经济建设大干快上的时期，国内经济无法承受再上这么大的项目，汽车局无奈宣布暂停二汽项目。

　　1958年，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央第二次提出建设二汽。但对于二汽选址又出现不同意见，当时中央有领导表示，长江流域就湖南没有大工厂，准备将二汽建在湖南，并仿照前苏联做法，把汽车厂起名为“毛泽东汽车厂”。随后，一机部汽车局开始组织选址。1960年，就在选址及各项筹备工作开始运转的时候，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和反冒进影响，中央再次宣布停止建设二汽项目。就这样，二汽第二次下马。

　　再次启动二汽项目，则又是5年之后。虽然此时国民经济已经大为好转，但国际政治形势却异常严峻。随着中苏两国的关系急剧恶化，前苏联不仅将援华项目和专家全部撤走，还在我国北部边境陈兵百万，同时印度也在边境挑起事端。这时的选址已经从经济角度考虑危险全部让位于军事安全为重。

　　1964年，毛泽东提出三线建设，一旦战争打起来，中国必须要有可靠的战略后方和坚强有力的军需后勤保障，为此，中央花费巨大代价，将大批工厂从一线迁往三线。

　　正是在这个指导思想下，1965年，二汽建设项目列入国家发展第三个五年计划。二汽的选址工作第三次被提上日程。

　　对于选址，当时中央对“三线”工厂的布局要求是“靠山、分散、隐蔽”。经过中央最高领导层决策，二汽选址重心从湖南、四川移向了位于大巴山和秦岭交汇的湖北、陕西一带。最终定位在湖北郧阳地区一个有近百户居民叫十堰的小镇。

　　在当时的政治局势和科学生产需求之间，这已经算是较好的平衡方案。该地区在大巴山山沟里，满足隐蔽需求，同时即将建设的铁路由此通过，交通还算方便。

　　困顿中突破

　　上世纪60年代的十堰，用当时一个比较形象的说法是，那条山沟里仅有的一间打铁店，就是十堰全部的工业基础。在这样的环境下，建设一个现代化汽车制造厂的难度可想而知。

　　1967年，国家要求加快建设二汽，生产军用卡车。在中央号召下，来自一汽、南汽、北汽的优秀人才汇聚二汽，支援建设。在数万建设大军中，最大的支持者是一汽。一汽将全厂1/3的干部、技术骨干无条件支援二汽，这些人成了二汽建设的骨干。后来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一机部副部长饶斌、全国政协常委陈清泰等领导，都是在1970年前后投身到二汽建设的大潮中来。

　　二汽建设初期，艰苦程度超出今人想像。当时，一盏马灯、一根扁担、一双草鞋便成为拓荒者创业的真实写照。二汽老厂长黄正夏在他的回忆录中，曾经如此描述当时的情景：“一进山，满眼都是芦席棚。人们用油毡铺顶，用芦席隔成小间，窝就建成了。芦席棚挡不了炎热与寒冷，老鼠的啃咬声为我伴眠，偶然还会与蛇照面。”

　　正是在此等艰苦环境下，1970年，第一代二汽人硬是用榔头和锤子，在四面透风的芦席棚里打造出了第一款产品——2.5吨越野车EQ240。

　　但二汽的一款产品却经历了一段艰辛的道路。当时，由于受到极左路线的干扰，产品在没有严格科学实验、没有定型和生产条件不完全具备的情况下，强行生产。它们在交付用户使用后，暴露出许多质量问题。

　　二汽第一任总工程师陈祖涛向记者讲述了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往事。“1970年10月1日，EQ 240送到武汉参加建国20周年纪念游行，因为是拼凑起来的车，对质量谁也不放心，于是厂里派了200多各个工种的工人，带上修理工具，随时准备修车。直到汽车顺利通过主席台，大家的心才放下来。”后来，二汽经过艰难攻关，最终解决了困扰许久的质量难题。

　　上世纪70年代，随二汽一起成长的，不仅是中国仍然稚嫩的汽车工业，还有一个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小镇。

　　1969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十堰市，随后升格为省辖市。当时十堰市和二汽实行“市厂合一”，二汽的厂领导，就是十堰市的党政领导。为解除几万二汽人的后顾之忧，同当时社会上许多特大型国有企业一样，二汽承担起了企业办社会的责任，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生活设施。作为二汽发祥地的十堰，也从一个只有百多户居民的山区小镇，成为一座因汽车而生的城市。

　　至今，十堰仍有10余万人从事着相关汽车生产的工作，其中不少家庭两代甚至三代都是二汽的汽车人。与他们创业时期的父辈一样，守护着中国汽车工业的信念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