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照: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创建之始末

　　【编者按】：80岁的朱德照仍然坚持每天看英文汽车杂志。2010年9月16日晚，上海嘉定大酒店，从天津赶到此地参加中国汽车咨询委员会年会的他接受《汽车商业评论》长篇访谈。见到记者前，他正用笔在一本英文杂志上做标记。“已经养成习惯了，如果不看就觉得少点什么。”合上杂志，他笑着说。

　　这位对汽车情有独钟的知识分子1930年出生在杭州，4岁时便有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儿童驾驶的玩具汽车。1952年从浙江大学机械系内燃机专业毕业，作为全国第一届统一分配的大学生，他与其他5位同学一起被分到哈尔滨国营拖拉机修配厂。半年后，因修配厂转做改良农具工厂，性质发生变化，他们被东北人事部重新分配到正在筹建的一汽。

　　这一干就是32年，从普通技术员，到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再到一汽总厂副总工程师，其间既有艰苦创业时的激情满怀，也有文革中遭遇的不公待遇；既有精神追求的绝对享受，也有看淡权利和名利的豁达心境。

　　1984年，已经54岁的他被中汽公司委以重任——创建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由此，他从一个单纯的工程技术人员成功转型为一个企业管理者，个中滋味，百味掺杂。9年后，他退居二线，又2年后，他正式退休。

　　退而难休的朱德照拒绝了很多汽车企业的高薪聘请，决定“留点东西给后人”的他又花3年多时间编写《汉英汽车综合词典》和《英汉汽车综合词典》，共搜集22万词条，400余万字。

　　现在，这位钟爱汽车、见证中国汽车工业一步步发展壮大的老先生又开始担忧汽车未来。“美国有3亿人，有2.7亿辆汽车，那种车轮上的生活，我过去非常向往！”他向《汽车商业评论》反问道，“但现在反过来一想，能这样发展吗？发展中国家都起来了，都这样了，地球怎么受得了？”

　　1930年我出生在杭州。我父辈家族原是扬州八大盐商之一，但到祖父那一代已经衰落。父亲很早就离开老家，到上海南洋工学（上海交大前身）读书。我母辈家族曾做过盐运使，管盐商，收盐税。过去盐是非常重要的民生要素，由国家控制，不能随便买卖。母亲上过私塾，父母两家从前就认识。

　　4岁时，父亲送我一辆儿童汽车作为生日礼物。车很小，人坐上去后，踩了就能走，操控方向盘车还能调头。大概我六七岁时，家里就有了汽车，很老的三厢福特车，方方正正的。

　　杭州夏天热，晚饭后全家人坐汽车出去兜风，别的小孩坐汽车觉得好玩，我坐汽车就看司机怎么开车；怎么发动；怎么踩离合器；怎么换挡等。我印象深刻的是，现在汽车都有转向灯，那时候没有，转向用箭头表示，交警看见后打手势指挥，到了晚上，箭头的灯还可以点亮。

　　我7岁那年抗战爆发，为了躲避日本侵略，我们全家迁到大后方云南。一待就是8年，我在昆明天南中学（教会学校）念到高一，接触了西方文化。1946年抗战胜利，父亲已经转做公务员，他比较喜欢杭州，认为杭州不像上海那么乱，也适合孩子念书，因此决定回杭州去。

　　回来后，父亲又认为后方教育质量可能比沿海低，担心我学习太累，就让我再从高一念起。我进了杭州蕙兰中学，一个比较好的教会中学，教师中有外国老太太，相当于传教士教我们英文。

　　1980年我去美国，对教会有了进一步认识。我碰到原吉林工大教师杨庆甲，他1953年从上海交大毕业，被分配到吉林工大。吉林工大是国内第一个设汽车专业的大学，当时是从华中工学院、山东工学院和上海交大三所学校里抽调了一些教师和一批学生过去组建而成，1956年第一届毕业生毕业。之前叫汽车拖拉机学院，现在变成了吉林大学。

　　杨当时50来岁，生活很困难。他被公派出去，本来想攻读博士，但时间拖长了，学校让他回国，他不甘心，坚持留下来。学校不管他后，他没钱。我跟他在吉林工大时认识，那时他才毕业两年，但要自己编教材，有些困难，就经常来找我，我提供素材给他。

　　我到底特律后，他来看我，给我讲：教会对他帮助很大，让他去做礼拜，有免费午餐，送报纸给他看，帮他找工作。有工作后，又帮他买二手车，花了1200美金，很便宜。

　　人的缘份啊，还真说不清。我在蕙兰中学念书，当年我爱人周蜀宝在弘道女中上学。这两个学校都是教会学校，一个是男校，一个是女校，是姊妹学校。我爱人情况跟我差不多，也是在内地念完高一，回来后重新念高一，这样，我们成为同一届同学。姊妹学校经常搞联谊会，我们在联谊会上认识。放假时大家一起玩，高中毕业时一起到上海考大学。那时还没有实行统考，各个大学自己出题，自己招生。

　　我爱人本来有机会出国念书。教会学校每年都要向国外推荐几名优秀学生，她被推荐到圣玛利亚女子大学，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但解放后，她思想进步，不愿意出国，所以就选择了留下。很多年后，我们还去看过那所学校，非常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