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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照: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创建之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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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28日14:13
来源:《汽车商业评论》杂志 作者:葛帮宁

  苏联标准

  苏联那套标准跟过去在学校学的英美标准完全不同。为搜集其相关行业标准,朱德照跑了7~8个国家部委,在北京蹲了3个月

  最初我们住在市里,离一汽厂区很远,宿舍条件很差,没法学习。下班后我们就在厂区加班,一般是晚上9点后才离开,厂里专门安排了一趟车送我们回市区。苏联给我们提供了全套资料,分为三步设计:初步设计、技术设计和组织设计。

  初步设计只是一个大轮廓:比如工厂大概有几个车间,都是粗线条的。技术设计再细化,如底盘车间、发动机车间、车箱车间的具体面积;分为几个工部;有些什么设备等。到组织设计就非常具体了,相当于现在的施工图设计,工序和工序卡都要注明,具体分几道工序;第一道工序和第二道工序分别包括哪些步骤等。

  我们则要做好设计准备:产品图纸一到,我们就要知道,这个零件有什么要求;到底应该用什么方法加工才能保证质量;所用材料的机械性能和材料成分等。

  对我们而言,要很快吸收上述资料,本身就有困难。但这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资料都是俄文版本,过去从来没有学过俄文,我们根本看不懂。因此我们只能从学俄文开始,由于时间很紧,只给我们两周速成俄文,然后就边学习边翻译。

  第二个大困难就是技术条件,俄文资料讲得不太细,它一般都是注明引用苏联什么标准。而苏联标准跟欧美标准不同,有GOST国家标准,也有各个部的标准。打个比方,如果所用材料属于冶金部,它要符合冶金部标准;如果是木材,则要符合林业部标准;而皮革和石油,又有另外的标准。

  如何搜集这些标准,我做了很多工作。要是现在,收集标准就太简单了,可以买,也可以上网查。但那时我要跑到各个部委去查找,并且自始至终,这件事就只有我一人。那种困难现在很难想像——国家才新建立,工业完全要从一个废墟上建起来,而苏联那套标准跟我们学的英美标准的完全不同,我们都必须从头学起。

  为搜集标准,我大概找了7~8个国家部委。当时标准是保密的,不能随便借阅,但我拿的介绍信很硬,652厂到任何地方都开绿灯。看可以看,但没有复印机,更没有数码相机,晚上不能带回去,只能在档案室里借阅和用笔抄。

  再一个,这些标准都是俄文版本,还没有翻译过来,而我才刚学会俄文,查资料用的字典就是陈祖涛父亲陈昌镐编写的俄中辞典,上面政治词汇较多,技术词汇还没有。后来我好不容易找到一本俄英技术辞典,但也有很多词汇没被收录,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

  我在北京大概待了3个月,可以说一心扑在工作上,效率还比较高。这样学来的知识印象非常深刻,一辈子受用不尽。国家那时对知识分子很重视,我们对国家和工作前途也都充满了信心,有一种积极向上的氛围。

  时我们在生活上很简单,朴素,没有什么要求。1955年我结婚,从来没想过要在生活上花时间,家里就租了一张床,一张写字台。知识分子再给个书架,两张凳子。做饭都没时间,一般就吃食堂,下班后,回家接着学习,两个人就抢先去占写字台。

  在这种氛围下,人长进步很快。你看我1952年毕业,1954年就开始带实习生。1956年吉林工大第一届毕业生,我被学校聘为他们毕业设计的指导老师,当年我才26岁。

  1956年CA10解放牌汽车投产后,在中国条件下使用,很快就发现了一些问题,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实际上,在CA10解放牌下线前,我们就买过其原型车苏联吉斯150型载重汽车在国内做使用试验,当时就知道有些问题。CA10解放牌投产后,我们马上进行了改进,消除使用中的缺陷。

  CA10主要有三大缺陷:水箱开锅(俄罗斯冷,中国相对较热)、驾驶室闷热和转向沉重(俄罗斯人力气大,中国人力气小)。出问题也是有原因的,毕竟苏联跟中国的使用环境不同。应该说,我们刚掌握CA10解放的技术,就要着手去改进,这项工作对我们这些毫无经验的年轻人来说还是很了不起的。

  之后我们又搞大型现代化,当时叫解放牌汽车的现代化,实际上就是CA140的前身,内部代号是CA10B,在前一代CA10解放基础上做较大的改进。

  紧接着就推出CA30越野车,这是中国最早最正规的越野车,曾经还有一批车被送到越南使用。越野车的原型车是苏联吉斯157,是在我们跟苏联关系破裂之前拿来的一批图纸。图纸是不完整的,工装和工艺设计也不全,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完善。

  接下来就是东风和红旗轿车,图纸是我们硬碰硬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设计出来的。做东风是1957年,红旗是1958年8月,只用了一个月。因此,那段时间我们经常通宵不睡觉地干工作。

  你说一个人的精力有限吧,除了搞新车设计还要去炼钢铁,尽管炼出来的钢都不能用。当时运动一个接一个,政治学习雷打不动。1958年大跃进,到处都在搞汽车,一汽搞了班产250辆份,产量翻一番。我们就研究,如何在现有设备下进行产品变动,使工艺上更容易加工,从而提高产量。工作做了很多,但后来也发现,的确有些冒进。直到1960年1月,重新制订了“调整、充实、巩固、提高”八字方针,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

  我们应该如何正面看待解放牌汽车?一方面,它是从无到有,结束了我们不能生产汽车的历史;另一方面,解放牌确实存在很多不足,CA140是在它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后的产品。但CA140还没完全做完,文化大革命又开始,我们就靠边站了。

  说实话,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在那个年代心里是很害怕的。1957年反右,我们看到了很多右派的结果——很悲惨。文革一来,我们不知道将来的出路在哪里?我爱人被关了7个月,见都不让见。她的罪名是美国特务。怎么来的?她姨父是国民党空军中将,当时中央统战部要她写信对台广播,说如何惦记他们,祖国现在怎么好等,而这些都是保密的,到了文革都翻出来了,说是里通外国。

  文革时我大儿子12岁,小儿子不到2岁。早上去上班,不知道晚上还能不能回来,说隔离就隔离,一天到晚心情很紧张。我母亲77岁,厂里一批群专的人来抄家,凶得不得了,母亲一下就吓病倒了,卧床不起,拖了3个月后去世。这种情况下,我去我爱人单位跟他们说,能不能让我爱人回来送送老母亲?她们婆媳关系很不错,就像母女一样。结果不同意,也不准见。

  文革中惟一的好处是,我当了逍遥派,没事可干,就可以经常去图书馆看书。我跟图书馆里的人很熟。孟少农你知道吧?他非常注重知识积累,订了很多外国杂志,有英美的,也有苏联、日本的,图书馆里的管理员没有学过图书分类的专业知识,大概是1956年,孟厂长派我去帮助图书馆建规章制度,同时培养专业人才。有了这样一段渊源,每次新杂志一到,他们都会通知我,就可以捷足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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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zhangliy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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