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塑造了众多中国汽车第一的北汽技术奠基人，却在文革中隔离审查期间突然离奇死亡。本期，我们邀请张世恩之女张亦燕为大家还原这段被湮没的历史真相。

　　口述 张亦燕 整理 葛帮宁 崔娜

　　编者按

　　这里即将为你还原的，是一段被历史刻意掩藏却让人刻骨铭心的往事，是一个残缺不全至今仍没有结束的故事。

　　这个故事涉及的主角，既包括文革期间被隔离审查80天后却突然离奇死亡的父亲张世恩；也包括从1968年至1985年27年间始终未曾放弃申诉，力求还父亲清白的母亲伍骏；还包括搜集父亲相关资料，支持母亲不断上诉，最终同意为我们讲述这个故事的女儿张亦燕。

　　而我和我曾经的同事，也差点成为主角之一。

　　在2010年的一次口述历史访谈中，我做过如下文字记录：“北汽总工程师是张世恩，他负责技术。张毕业于清华大学，一直在修理厂工作，思想很正派，文化大革命中挨批斗，受不了刺激，最后在工厂里跳楼自杀，可惜得很啊……”

　　当时的我们并不知道，正是这几句话，却“给九泉之下的父亲及我们全家一而再、再而三地造成伤害和痛苦”“而这种伤害和痛苦，犹如重揭你经过近半个世纪漫长岁月的煎熬才即将愈合的伤疤，并在你未愈的伤口上撒盐一般，令人痛彻心扉（张亦燕语）”。

　　在一篇文章中，张亦燕如实写下自己的真实感受。1968年11月，就在她刚升入初中10个月之际，父亲却在清队隔离审查80天后突然离奇死亡，结论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畏罪自杀”。这突然发生的变故，让这位15岁的女孩精神几近崩溃。

　　“但令我没想到的是，这么令人悲痛欲绝；埋藏在心灵深处；永不愿提起的往事，却在文革结束30余年，在父亲长眠地下近半个世纪后，又被人极其冷漠和漫不经心地拎出来示众。”在张亦燕看来，我和我当时供职的《汽车商业评论》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们当然不会回避这种责任。2013年春节上班后不久，几经相约，张亦燕终于敞开心扉，为我们还原这段被湮没的历史真相。

　　需要提及的是，2013年3月30日，《汽车商业评论》在中国汽车蓝皮书论坛举办《榜样——中国汽车工业60年100人》一书首发式，书中对张世恩做了如下评价：

　　“他作为无家可归的东北流亡学生，曾经创造过在抗争中独自穿越原始森林，历一个多月长途跋涉到达缅甸中国远征军营地的传奇；他更传奇的故事则是在任北汽副厂长和首任总工程师时书写。他是北汽技术工作的奠基人，也是北京汽车工业的创建者之一。”

　　“我国第一辆手扶拖拉机，第一台自行设计的化油器，第一辆全自动无级变速的高级轿车，都是从北汽诞生。清华大学机械制造专业出身的他是一位勇敢的技术开拓者和带头人。在“井冈山”百辆大战，“东方红轿车”攻关会战、210、212吉普车攻关定型等几次为北汽发展奠定基础的战役中，他都是亲临现场的组织者和指挥者。”

　　“他作风严谨，为人谦和，但是他的人生却有着深深不幸。1956年4岁的女儿在他加班加点无暇照顾中突发高烧离世，1968年他自己也被迫害致死。”

　　在经历世间种种磨难之后，我们真诚地祝愿这位年届九旬的张世恩夫人伍骏和她的家人幸福健康。

　　父亲是东北人，1915年出生。他念中学时经常接触进步老师和同学，痛恨日寇的侵略行径。高中毕业后，就下决心离开家乡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1935年父亲考入清华大学机械制造系，同年参加“12.9”和“12.16”学生运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学校迁往湖南长沙，父亲与同学到长沙湖南工学院借读半年。他原想离开学校，直接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却逢国民党陆军交辎学校招收学员，短期培训（不到一年）汽车和战车的驾驶与修理技术。

　　为抗日报国，父亲与章文晋（前外交部副部长）、李汇川、苏哲文（前水电部副部长）、胡亮（原汽车局副局长）、史麟图、马延生等同学先后参加培训，成为中国较早接触汽车的人。

　　在此期间，经章文晋和李汇川介绍，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与组织失去联系，解放后回到组织怀抱）。培训结束后，父亲被分配到国民党200师（机械化师）某团做修理工作。因亲历国民党内部腐败状况，故仅工作两个月后即离开。

　　此后父亲追随章文晋等同学加入红十字会抗日救护总队，不久负责红十字会汽车修理所技术工作。1941年底，因特务在修理所发现两箱进步书籍而被捕入狱，一个多月后，经营救出狱。

　　接着父亲被派遣随红十字会医疗救护队到缅甸进行抗日救护工作。由于日寇突然迂回包围，切断通路，并对沿途车辆、人员狂轰滥炸，车辆均被炸毁。无奈之下，父亲只得与同伴辗转缅印边界，徒步穿越原始森林无人区。一行人在雨季中历尽艰辛，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终于走出林区，进入印度东北边境，于当年7月回到昆明。

　　1942年下半年父亲与同学一起回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工学院继续读书，一年后完成学业。

　　之后，父亲再也没有离开过汽车业：他先是追随清华大学教授在昆明公路总局汽车整修厂搞汽车整修工作；日寇投降后，又调到天津汽车制配厂工作；后由刘仙洲（解放后任清华大学副校长）介绍到东北中长铁路局任工程师；不久调任苏家屯机务段段长，负责机车修理。

　　1948年5月，父亲经人介绍到上海公路局第一运输处，做了近半年汽车修理丛书的中英文编译工作，后被派往南京汽车修理厂担任副厂长。

　　解放前夕，父亲找到地下党组织，冒着风险组织进步工人护厂，保留部分汽车和修理配件等物资，把工厂完整无损地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受到军代表称赞，被提升为代理厂长。

　　母亲坚定地站在父亲一边，甩掉国民党机关强令和家里希望同去台湾的安排，只身带着2岁的孩子来到南京，留在大陆迎接解放。

　　旧中国没有自己的汽车，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经验的父亲，其内心始终涌动着一种激情，怀揣一个“中国汽车梦”：希望有一天能亲手制造生产出中国自己的汽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