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楼房到平房

　　我经常看到父亲一边吸烟，一边在屋里来回踱步。他难以理解的是，自己曾梦寐以求渴望建设的新中国怎么变成了这样？

　　大概是1966年9月初的一天晚上，北汽造反派——红卫兵们先是把楼门堵住，接着轮番查抄所谓“黑帮”的家。9点钟抄到我家，家里东西全被抖搂出来，屋里顿时变成垃圾堆，母亲的高跟凉鞋跟也被剁掉，家中珍贵相片几乎全部损毁。

　　抄完后，造反派还到80多岁的奶奶床前问：“红卫兵好不好？”我们都担心奶奶说错被挨打，但奶奶是个虔诚的基督徒，识文断字，平时也看书读报。她盘腿坐在床上，不慌不忙地说：“红卫兵好，敢革命、敢造反、破四旧、立四新。”红卫兵们无话可说，一直抄到半夜才走。走时还留下话：不准收拾，他们随时还会来。

　　正在女子四中（现陈经纶中学）上学准备考大学的大姐小津，之前看到学校红卫兵抄家批斗校长的惨景，回家后就带着我们收拾家里东西：能卖的都卖掉，不能卖的就地销毁，这样才躲过一劫。

　　红卫兵们没抄到父母的所谓罪证，只好把奶奶每天必读的《大圣经》和耶稣像当作敌特材料拿走。抄家后不久，奶奶搬到豫王坟外交部宿舍（现在的日坛路和永安路之间）四叔家去住。因为房子已被没收只剩两间，六口人（四个孩子）勉强住下，况且四叔还是革命干部，奶奶也可以免受惊吓。（爷爷和奶奶都是基督徒，解放前爷爷一直在基督教会工作，靠此养家糊口。1960年爷爷因病去世。父亲初中和高中一直在教会学校念书，毕业后还在那里教书一年）。

　　父母短暂度过一段平静生活：他们每天照旧到工厂车间劳动，回到家就写交代材料。我经常看到父亲一边吸烟，一边在屋里来回踱步。他难以理解的是，自己曾梦寐以求渴望建设的新中国怎么变成了这样？

　　这时的我酷爱体育，做梦都想当个运动员。大串联开始后，我去重庆串联了20多天，又和同学到先农坛体校训练篮球。不久，文革斗争继续纵深发展，形势进一步严峻，体校的训练也因之终止了。

　　1968年1月，我们这帮本应1966年毕业的小学生跨进中学大门。大概是5月的第二周，造反派勒令我们立即搬到大院平房住。周六晚上，我们连夜收拾家什，往对面大院搬（约两站路，中间需过条马路）。父亲借了个板车，一车车往大院运，直到半夜，周日又继续一上午总算搬完。

　　从楼房到平房，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

　　6月下旬，小津大姐要下乡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父亲想送姐姐，但因形势所迫，未能如愿。即便如此，父亲也丝毫没有表现出对党的不满情绪。他给姐姐写信，希望她下乡好好锻炼，听党的话。

　　7月初，我下乡参加麦收劳动回来。父亲见到我很高兴，忙着给我做饭。农村伙食极差，我对父亲说：“爸爸，咱们买点肉吃吧？”父亲无奈地说：“小胖（小名），爸爸没钱啦！”我这才知道父母工资已被冻结，只发给极少生活费。

　　8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我正准备上床睡觉，父亲特地坐到我床前跟我谈话。他说：“小胖，现在许多人已被隔离审查，不让回家，爸爸可能哪天也回不来了。你要有思想准备，要尽快长大，学着懂点事儿。不要老往外跑，帮助妈妈把家里照顾好。”

　　这时我不到15岁，尽管家里受到冲击，但有父母遮风挡雨，我仍过着“少年不识愁滋味”的生活。

　　9月1日，奶奶因挂念父亲，特地从四叔家赶来，等到很晚才见到父亲。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