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回忆

　　“张文检查了张世恩的头顶各部、腿脚、胸背，没看到任何摔伤迹象，而在右胸及同方向后背则有大片血斑，我们认为他死于内伤。”

　　我们没敢把父亲去世的消息告诉远在东北兵团的小津大姐。但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不翼而飞，她间接地从同学那里听到了消息。

　　1984年8月母亲在一份资料里详细叙述了当时情景：1968年二三季度，正是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我们都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过，估计可能都会被轮流隔离审查，便商量尽量照顾家，坚持下来。

　　但时间比我们预料的还要提前。突然有一天，张世恩晚上没能回家。具体日期我记不清了，现在推算可能是九月上中旬（从隔离到死亡不到3个月）。我当时在一附劳动，每天从早6:00干到晚6:00，又刚搬到平房，安排一家生活已很困难，不能亲自去看望他，就每周让三女儿给他送一次衣物。

　　11月17日照例应该是送东西去的日子，但因为厂休日改为周三。孩子不愿意看见那些人，17日就没去；11月20日她去后，原物带回，说门口戒备森严，不让进；11月22日，我再次催她必须送去。回来后她说：很奇怪，关爸爸的那间房子已经空了，房子也被打扫干净。我当时很纳闷，也很担心，究竟是劳动去了，还是出了问题？

　　第二天（11月23日），我刚干活，就有人找我。上楼后，我看到总厂两人YDH和WGZ，以及一附的一个头头坐在那里等我。一附的介绍后，总厂的人说，张世恩自绝于人民，已走向反面，并要我安排后事。他们两人还告诫我，不准向外界透露消息，也不准我同外面任何人联系，否则后果自负。

　　我如遭雷劈，头晕目眩，心惊肉跳，其他什么也听不见，也没追问详细情况。回到家中，稍微冷静下来后，我给孩子们简单说明了情况。

　　ZJB找到我，问我怎么办？下午，ZJB和另外一人陪我到朝阳医院找张世恩的遗体，但他们在住院处和病房都没查到病历。我利用等待的这段时间翻阅近几天的就诊条，偶然发现张世恩的急诊条上大夫写着“此人送来时已死亡，据来人称，是跳楼自杀，路途即已死亡”等字样。这时我才如梦初醒，但恶梦已成现实，死亡已成真实，我只能冷静地准备后事。

　　当时我的大孩子在东北军垦农场，其他孩子太小，我不忍心让他们看到爸爸被侮辱的遗体，以免留下心灵创伤，因此让他们都不要去火葬场。另外，我给张世恩的侄儿张文（他当时是北京医学院四年级学生）打电话，让他陪我前去。

　　第二天，我们3人（另一人是劳动班长MXW）到西单火化办事处办火化手续时，却受办事处一“杠夫”要挟：对方称，这样死亡的人他们不拉；要拉也可以，但不许留骨灰。我考虑到应该让张世恩尽快安息。因此，不得不同意对方条件。

　　在东郊火葬场接收室，我详细查看了张世恩的遗体，这是他去世后的第五天，身体已僵硬，无法更换衣服。张文检查了张世恩的头顶各部、腿脚、胸背，没看到任何摔伤迹象，而在右胸及同方向后背则有大片血斑，我们认为他死于内伤。

　　坦白讲，对于他的死，我没有思想准备。他去世前一个多礼拜，可能是11月上旬，中午我回家吃饭时，孩子还告诉我，上午有个女同志到家里来找我，说要张世恩的冬衣、棉袄、棉裤和棉鞋，还说张世恩的问题已基本搞清，现决定让他去劳动，不久就可回家。我很宽慰地等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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