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份书面结论

　　经过母亲几次申诉，父亲结论被修改过两次。但这三份书面结论不准母亲带走，只准母亲当场手抄。

　　经过母亲几次申诉，办案人员进行了努力。父亲结论被修改过两次：1973年2月27修改后加上：“解放后参加革命，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并将“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改为“严重政治历史错误”，并以非因公死亡结论。1973年5月10日再度复审后，将“严重政治历史错误”改为“以政治历史问题”结论。这也使我们在黑暗中看到了些许光亮。

　　但三次结论均称父亲死亡是“对文化大革命态度不好，本人不能正确对待，致使在工厂跳楼自杀”。无论母亲再怎么要求，始终不做更改，也没有对母亲申述的查清死因做进一步深入调查，即使粉碎四人帮后，父亲已被平反，但父亲之死被认为是板上钉钉，母亲多次申诉要求查清死因，都未受到重视。更不可理解的是，这三份书面结论都不准母亲带走，只准母亲当场手抄（后来听说这是当时的一贯做法，不仅针对父亲一人）。

　　1973年5月10日，负责专案的ZY找母亲谈话，告知母亲第三次结论后，母亲于次日（5月11日）再度提起申诉，提出两个建议和三点意见，要求修改结论。

　　关于父亲自杀问题，母亲在申诉材料中写到：

　　“我一直对他（张世恩）的自杀疑点很多（已向党委书面汇报），仅有据称‘张跳楼后，头顶撞地，并有一坑之说’，意即‘一坑’确系跳楼自杀。但据我亲眼所见，张头部并无任何伤痕，甚至连泥土都没有，在医院未加诊治的情况下，而胸背部反而有大量伤痕和淤血；且据传闻，张已倒在地上，竟然仍有人以脚猛踢，并斥之为装死，直至连拖带踢又弄上了楼。

　　因此，所谓由于跳楼而致使折伤肋骨插入心脏或肺部而死亡之说，无法使人相信。反之，又未尝不是踢伤踢死？种种迹象使我不能释疑，我要求党委，对张世恩致死的原因进行认真核查，作出严肃处理。否则，是非不明，法纪不严，草菅人命，凶手逍遥法外。似此，人身自由将何以得到保证？

　　我要求党委，对张世恩问题再予核查落实，作出正确结论，并对有关人员作出处理，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真正落到实处。”

　　保卫科长对母亲说：“你可申述你的意见，我们可以汇报，但不打算改了。”

　　母亲仍期盼着。1975年4月5日。清明节。母亲因想念父亲，再次向北汽党委提出申诉，强调父亲的死“完全是由于逼供及遭受毒打，最后又未及时抢救造成的（我所知道的情况已向党委做过汇报）”。

　　她认为，这“给党造成了损失，给家属带来极大痛苦，我们克服了由此而带来的生活困难。但我们全家考虑到人既已死，事实无法挽救，我们决心不因死者的屈死，不为个人的恩怨，而给党和组织带来更多麻烦和困难。决心继续跟党走。但我认为，至少应该做到对危害人身安全的人加以惩处，严肃法纪。他的死应该给家属及全厂一个明确交代，决不应归结为“不能正确对待”等。

　　4月6日母亲又补充说明：原结论最后综合结论为“政治历史问题”，我认为这样写不明确，根据我以前分析的情况，我认为他的错误性质应属于一般性政治历史问题。因此，我要求修改原结论，明确写清楚。

　　这次申诉无果后不久，母亲用拓蓝纸誊抄第三次结论多份，分别寄给孩子们和亲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