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坏了眼睛

　　从1950年初父母举家来到北京，到1968年9月父亲被隔离审查前，母亲从没离开过父亲半步。父母相濡以沫，并肩战斗，共同创业。

　　父亲去世后，母亲口头申诉加上文字申诉，不下十几次。每次提起就泪流不止，哭坏了眼睛。2001年，母亲双眼因白内障换成人工晶体。

　　粉碎四人帮前后，为查清父亲死因，母亲陆陆续续几乎问遍了所有能问到的人。她问当班的医生。医生说：“接到病人一点没耽误，就派车送到朝阳医院”；她托人去问当时看守的人，回答说：“那天没当班”；她问与父亲同时被关的人，他们说：“刚开始在一起，后来张世恩被单独关押，就不清楚了”。

　　母亲又问看守都是些什么人？答曰：“刚开始是底盘车间的人，后来又换成了总厂的人”。问到父亲的死因时，大家都是听说，具体当时发生什么，没人能说清楚，也没有人敢跟母亲说实情。

　　1971年9月11日，父亲离开后的第3年，终于对他做了600字的结论，最后是这么写的：“综上所述，张原系中共地下党员，被捕后自首变节。释放后不久，又加入国民党，并长期隐瞒。文化大革命中经不起考验，跳楼自杀。根据党的政策，经党委决定，张世恩问题，宜作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予以结论。”结论最后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母亲还是很宽慰的，而这一切宽大的原因都是考虑他的亲属和子女，母亲表示了对党和领导的感激之情，但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取消叛徒、取消国民党接收大员，取消敌我矛盾。

　　保卫科长对母亲说，张的死是5.16掌权期间的事，对全厂与此事有关的几个人都彻底进行了调查，证明张确实是跳楼自杀，不是他杀，主要是因为折断一根肋骨，插入了心或肝脏而死亡的。他还说，他们开始也很怀疑，经过调查研究证实，并非轻率确定，给父亲定结论也是经过反复讨论。党委内部也有不同意见，母亲提出的意见无法修改。

　　母亲不好再坚持，只好请他汇报领导看看再说。而我认为，父亲路途即已死亡，没有进行任何医疗诊断，就推断“因为折断一根肋骨，插入了心或肝脏而死亡的”，这种说法不科学，踢打致死也完全有可能。1982年9月的一天，我偶遇一位北汽朱姓电工，他知道我的身份后，当即向我描述父亲当时的情景：“那天晚上我值夜班，听到有人喊叫，我立即过去，看见你父亲在楼下被打得直叫，后被连踢带打地拖上楼去，你父亲当时一定很难受……”

　　母亲也心存疑虑。她找到父亲的同学，父母在红十字会时的同事苏哲文（原水利部副部长）。苏伯伯要母亲不要有对立急躁情绪，还帮助母亲撰写申诉书。

　　1972年3月4日苏伯伯在来信中写到：

　　伍骏同志：

　　知道你的材料还没有写，这种事不必太急。

　　写的重点，我想还是放在“自首上”，对这一条态度要明确，他既没有暴露身份，也没有暴露组织，就写成是“自首”？更不是叛徒，也就根本谈不上敌我矛盾。

　　是否“自绝于人民”，要求组织复查，提出自己的疑点，如伤的情况，以及不是特务，为什么屈打成特务？

　　“自绝于人民”要根据事实去掉。世恩的事，疑点很多，不能定为“叛党”，不能定为“敌我”（“叛党”结论上来说，但要明确，因为定“敌我”时，可能包含了这个意思），现在不搞清，将来也可能出麻烦。

　　材料总的精神，总的态度是帮助组织搞清问题，提出问题，请求组织复查，千万不要有让组织感到有与组织对立的情绪。

　　今天，当我再次整理这些资料，逐字逐句读这份结论，可谓百感交集。我无法想像，母亲如何挺过难关，她要承受多大压力。

　　但母亲是坚强的。母亲比父亲小7岁，从青年时代就认识父亲。母亲十分敬佩清华大学（西南联大）这些诚挚热情、才华横溢的热血青年，钦佩他们的革命热情和干劲。

　　当父亲失踪半年，辗转从缅甸经印度回国后，苏哲文伯伯写信将此情况告诉了已在重庆工作的母亲。身边不乏追求者的母亲毅然从重庆返回贵州与父亲团聚，她跟同事说：“这不是一般的朋友，我一定要回去。”

　　从1950年初父母举家来到北京，到1968年9月父亲被隔离审查前，母亲从没离开过父亲半步。父母相濡以沫，并肩战斗，共同创业。在母亲眼里，父亲是一个性格内向，心地善良，感情诚挚，忠厚的人；工作中是一个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能忍辱负重，不计个人得失的人；技术上是一个享有极高声誉，极好口碑的人。

　　母亲始终相信父亲是个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