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奇身亡

　　“总厂的人说，张世恩自绝于人民，已走向反面，要我安排后事，且告诫我不准向外界透露消息，也不准我同外面任何人联系，否则后果自负。”

　　父亲被关押（9月2日）后，起初母亲在南厂劳动，能直接把东西带给父亲。造反派特地把母亲调到北厂劳动，送东西的任务自然落到我肩上。我曾跟母亲去看过父亲一次：在南厂底盘车间二楼，一间挂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标语的屋子，父亲一人坐在那里。

　　我每周日去看一次父亲，给他带去一周的《人民日报》和换洗衣服，外加7包凤凰香烟，同时把脏衣服带回家。每次去，只要看守不紧盯，父亲总会趁机多问几句，我就把家里情况如实告诉他。

　　这段时间，我和母亲用废砖在家门口垒了一个垛子，搁起炉子能做饭。我们都盼着父亲早日解放回家。母亲说：“等你爸爸回来，一定夸咱能干，会干活了，家里收拾得不错。”

　　（1968年）11月3日（周日），我去看父亲。这次父亲和我说了很多话。他问：“小津在兵团怎么样，来信没有？小宁如何？”

　　“小津大姐来信了，她挺好的。”

　　“小宁二姐12月9日要到山西插队”，我说，希望父亲能回去看看。

　　分别前，父亲让我下次给他带条绳子和一个旅行包来，感觉问题交代差不多了，准备回家了。

　　回去后我跟母亲一说，大家都非常高兴。没几天，大概是周三上午，我正好在家，来了一位女同志，说是天气冷了，父亲关节不好，要给父亲取棉裤，并说父亲很快就能回家。我感觉她的语气很真诚。

　　11月10日（周日），我又去给父亲送东西。这次感觉气氛不对，看守人员很严厉在旁紧盯着，父亲几乎没跟我说话。

　　因厂休日由周日改为周三，11月17日（周日）我没去看父亲。全家都想着他很快就会回来，但不知是何原因，我们左等右等也没音信。

　　11月20日周三（已间隔10天，），母亲催我去送衣服。早晨8点多，我就到了南厂，但守门的老大爷不让我进。我反复哀求说，我已经来了很多次，每次都能进，为什么这次不让进？

　　老大爷最终也没让我进去。

　　两天后，即11月22日（周五），母亲对我说：“赶快给爸爸送去吧，这么长时间，他该着急了。”

　　这次我又没见到父亲。看守人员把我领到靠楼梯口的另一间屋里，我跟他们说：“我要见我父亲，他在哪里？我姐姐要下乡到山西插队，能否让他回去看看？”

　　接待的人出去了。一会儿又进来一个人，问了我许多莫名其妙的问题，比如今年多大？在哪里上学？上几年级？有几个兄弟姐妹等？

　　我说：“我要见父亲。他在下面车间劳动吗？让他上来一趟行吗？”

　　这样反复问了好几遍，在场的人只是唯唯诺诺，不正面回答我。我只得放下东西离开。

　　回到家，我把情况告诉母亲。母亲也很疑惑。后来我们从种种迹象推测，父亲出事那天正好是周三清晨，当我给父亲送东西时，收发室的老师傅大概已知道情况（或厂里刻意封锁消息），故没让我进；周五我再去，也没告诉我。

　　周六（1966年11月22日）中午，我放学回家，只见家门口围着一群人，屋里坐着两个陌生男子。母亲一把鼻涕一把泪，哭成了泪人儿。从小到大，我从没见母亲这样失态，心想是不是父亲的问题又严重了？要把我们轰回老家？

　　来人告诉我：“你爸爸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于11月20日清晨畏罪自杀。你要和他划清界限。”我们还被告知，此事不准和别人说。

　　我万万没想到，父亲就这样突然离开了我们。晚上，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回忆和父亲相处的日子。他那么积极向上，怎么成了我们的敌人？我从没听他说过任何反动言论，即使挨批斗，也从未当着我们面发过一次牢骚……

　　不可思议的是，朱总司令赠送的，父亲每天清晨用来听新闻节目的收音机，也在这一天戛然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