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个好人

　　因个子高，母亲给我带了一套父亲曾穿过的中山装，衣服上满是墨汁、紫色油漆和胶。每当我穿上它，就会想起父亲。

　　星期一我去上学，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走到学校的。仿佛一夜之间，班里许多同学都知道了，外班同学也有不少知道的。我小学同学ZJD特地找到我，用同情的口吻跟我说她听说的情况。

　　直到这时，我才感到天真的塌下来了。似乎有无数双眼睛看着我，有无数双手在我背后指指点点，曾经要好的同学也渐渐疏远了我。从那时起，我变得孤单，变得沉默寡言。

　　半个月后，小宁二姐到山西插队。家里剩下我、弟弟和母亲三人。母亲每天早出晚归扫街劳动，但只要有时间，就坐在小桌前不停地写检查，交代问题。造反派要她拿一个本写思想汇报，让我监督，提意见，签字。

　　有天晚上，母亲问我想不想爸爸？我哭了，说：“同学们都不理我了。”母亲也哭了，搂着我说：“她们不理你，她们不跟你好，妈妈跟你好，妈妈和你们在一起。”

　　那段时间，母亲经常以泪洗面。她说：“你爸爸怎么这么糊涂，扔下一大家子就走了，连老妈也不养了。”母亲一边流泪，一边无奈地说：“我们还是要相信党，相信群众，党对知识分子有政策。”

　　父亲走后的第二年春（1969年），80多岁的奶奶总也听不到父亲的消息，就独自一人乘车来看父亲。奶奶找去的还是搬家前的住处，邻居把她送到平房。晚上母亲回来，不停地抹眼泪。奶奶带着哭腔说：“伍骏啊，到底怎么啦？出什么事了？你告诉我啊。”母亲没敢告诉她实情。

　　1969年9月8日，我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因个子高（1.74米），母亲给我带了一套父亲曾穿过的中山装，衣服上满是墨汁、紫色油漆和胶。每当我穿上它，就会想起父亲。

　　我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变：家庭出身要填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不能再填职员；到连队要立即向连队指导员汇报家庭情况；要尽量少说话，能不说的就不说；我属于黑五类子女，所以改造任务要比别人重……

　　我走后，家里剩下母亲和弟弟。短短一年多时间，又搬了第三次家，从两间平房换成了一间只有13平方米的房里，以至于1971年我们姐妹3人探亲回家时，母亲和两个姐姐三人横睡在一张双人床上，我则借住在别人家。

　　探亲期间（1971年），奶奶来住过几天（四叔被下放到干校，四婶被害去世，三个孩子都已下乡）。88岁的奶奶孤苦伶仃，无人照顾，还得自己买菜做饭。

　　奶奶晚年生活颠沛流离，先从我家搬到四叔家，后又到唐山三叔家居住，1976年唐山大地震，三叔一家四口——奶奶、三叔、三婶和他们的小孙子全部遇难。

　　失去父亲的日子里，母亲每天三件事：工作；孩子；父亲。

　　1971年8月，母亲被定为“一般政治历史问题”，“解放”后被安排在设备分厂财务组，从总厂财务科长降为设备分厂的普通财务人员。

　　我们姐妹三人下乡后，母亲每天忙于工厂、家里和邮局之间。她不停地写信，每次至少密密麻麻写满两页纸，然后买东西，寄包裹。五口人三个知青，什么时候能回到北京？母亲日思夜想、心急如焚。

　　最终我们都回到北京：大姐因一个偶然的空缺回京当了老师；我历经千难万险病退回京；二姐在1978年父亲平反后的第二年，落实政策回京。这些个中艰辛，只有母亲心里最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