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边站

　　“张世恩回来后跟我说，今天批斗会，批斗他和陈子良，会上T某某揪住他们的头发问，你们的问题还不交代？其凶暴之情实在不能理解。”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如洪水猛兽般蔓延开来，令人猝不及防。我当时不到13岁，正上小学六年级。但一切都停止了，学校放假，我也被卷入其中。

　　北汽的文革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父母同时靠边站：受审查；挨批斗；游街。母亲当时是北汽财务科长，被打成漏网右派。造反派让她每天戴着右派分子的牌子上班。母亲怕惹麻烦，只好早出晚归，从双井南厂走回小庄家中，来回两小时。

　　或许是不让我们担心，每次走到楼区时，母亲就提前把挂牌子的外衣脱下搭在胳膊上。有次，我无意中在母亲外衣上发现了“右派分子”牌子。此外，造反派还让母亲等人自念“五类分子”，不念就打。

　　与我们朝夕相处多年，并已落户我家的大妈（保姆）也被迫迁出户口。我永远记得那一天，我和10岁的弟弟送大妈到永定门长途汽车站坐车回老家，即将离别的瞬间，我看见弟弟与大妈四目相对，泪如泉涌。

　　因为我常给大妈代写家信，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她家的地址，她儿子和孙女的名字。从那以后，日常家务活就落在我身上，当天蒸馒头时，我因放碱过多蒸成了红色。

　　母亲是厂里的中层干部。在炎热的夏季，造反派让他们在空旷的操场上拔草，有些人还当场被剃成光头或阴阳头，母亲有些紧张。而父亲呢？母亲在一份资料里这样记录到：

　　（19）66年6月，张世恩回来后跟我说，今天批斗会，批斗他和陈子良，会上T某某揪住他们的头发问，你们的问题还不交代？其凶暴之情实在不能理解。

　　技术人员ZC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在许多感受中，最深刻的却是一个十分痛苦的感受，一个令人心酸的感受。那是在十年动乱、高潮迭起的一个早上，我正在北厂干道上扫街。我以固有的泰然又惶然的心情，迎来一辆满载喧嚣人声的解放牌卡车。

　　临近一看，却大吃一惊：戴高帽，挂大牌站在卡车上面的竟是张世恩同志！我和他正好目光相遇，那是怎样的一道目光啊？是委屈，绝望？是责备，亲切？是不甘受辱，凛然如霜？是无从理解，心中泣血……

　　这一刹那，这一目光，现在忆起，犹闪闪在前。当时万没想到，这一目光竟是最后的诀别。

　　我调离北汽后，每当回到南厂，对那一片现在已长满青翠的庭园，总不禁要投去我心中思念的花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