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申诉

　　母亲对父亲的死一直存有疑虑，并数次申诉，最后一次是在1985年。但所有申诉都石沉大海，凶手不能绳之以法，至今逍遥法外，这是时代的悲哀。

　　1978年7月，父亲被平反昭雪。北汽为父亲召开隆重追悼会。几乎一夜之间，文革期间强加给父亲的各种罪名烟消云散，我们都来不及适应。但母亲考虑的并不只是这些，她认为，“四人帮”已被粉碎，父亲死因也应该水落石出。为此，母亲几次向北汽厂领导提出，要求彻查父亲死因，将凶手绳之以法，但始终无人过问。

　　1985年3月，是清理文革遗留问题的最后阶段，母亲又旧事重提。我支持母亲再度申诉，彻查父亲死因。申诉材料由母亲、四叔（父亲的弟弟）和我三人撰写。3月中旬，我和母亲将申诉书递交到北汽清查小组，四叔则想办法托人送北京市委。此次申诉，除以前提出的疑问外，还做了些补充：

　　1．在检查中，没有明显发现头部、四肢、胸背等有“跳楼”摔伤的迹象，特别是造反派所说的致命的头部竟没有任何伤痕，连一点泥土血污也没有，只发现右肋下方（即右上腹，相当于肝区的部位和背后相应部位有鲜红的血痕、淤血，胸前直径约13公分，背后直径约16公分父亲面部表情异常，瞠目张口，这显然并非摔伤，而是打伤，很可能是在直视对方极力申辩时遭到致命一击引起猝死所致）。

　　2．“跳楼”就是当时的现场二楼男厕所，窗口距楼层地面约1.5米，窗户是翻斗式的，窗台狭窄无法站人，只能爬行出去，而窗户下面是1米宽的连接一层的长檐。从外面看，二层窗户距地面不足五米，从长檐到地面最多也只有3米多。也就是说，无论采取哪种方法跳下去，都不至于摔死。

　　3．1975年5月，在母亲递交过数次申诉材料后（当年4月5日再次递交），保卫科长突然拿出父亲的所谓“遗书”给母亲看。但这也只是一些撕下随手写的纸头，没有一句是决心自杀的人留给亲人的话。后来又看到上面有“我不是畏罪自杀”几个字，但这几个字墨迹较其他字迹不同，不是父亲的笔体。距父亲1968年去世已7年，才把遗书拿出来，不得不令人生疑。

　　4．父亲死后，还有人威胁我母亲不得透露他死的消息，当时掌权者还极力封锁消息，以至知情者至今不敢说真话。

　　5．父亲没有自杀的思想基础，即使在身受凌辱时，父亲还常常想到已经中断的研制任务和工厂的发展；11月10日女儿送东西时，还在为回家做准备，从没有痛苦、沉重、必欲“自杀”的表现。很有可能是父亲最后见到女儿到他死的这9天内，突然发生重大变化，使他在精神上、肉体上、心理上受到极大折磨和伤害，被折磨一夜清晨去世后才送医院，且封锁厂门，不让孩子进去。

　　母亲这样写到：

　　“张世恩同志是一个有名望、有才华、有能力、有贡献的汽车技术领导干部，他被迫害至死，按中央精神应属大案要案，‘不论牵扯到什么人都属必须彻底查清之列’。这个冤案不能彻底查清，当事人不能受到应有惩处，张世恩虽死不能瞑目，党的政策没有落实，作为亲属，我的余生不能安宁”（北汽9件命案已破8件，只有这件要案未破）。

　　同年6月母亲给北汽总公司领导写信，希望能对父亲之死给予关注。对这次核查，母亲抱有极大希望，但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母亲向核查小组了解的情况是：

　　1.事件相隔时间较长，相关人员分散四处，寻找难度大；知情人或当事人有意避开核查组或一推了事，而当时的军代表早已回部队或转业；

　　2.有个别领导暗示，别追得太紧了，免得死了一个，又陪死了一个；

　　3.清查小组无实质性办法，案情有关人员一问三不知，而已查到的直接有关人员，也未敢责令其写出真实书面交代材料；更有人甚至给清查小组下跪，请求别再问了。

　　我们最后的收获只是象征性地补发几千元人民币，关于父亲死因核查没有任何解释，也没有任何结果和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