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言申诉书

　　1972年4月16日，母亲历时7个月写完一份12000字，长达13页的申诉材料。

　　在母亲珍存的一堆资料里，我看到父亲1967年8月写的交代个人经历材料。父亲是这样写的：

　　我的父亲、大哥、三弟抗战时期都被日寇抓过，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大哥从抗战之初被捕入狱，一直到抗战结束才被放出。我的大姐为营救大哥日夜奔波，积劳成疾，1937年因病去世。我自己被捕入狱后，未暴露身份和组织，经营救出狱后，立即被派往缅甸参加抗战救护工作，负责车辆保养与维修。

　　最近有同志写大字报说我是国民党校官，在国民党的军工厂工作过，还说我参加过国民党等，这都不是事实。我是1938年在国民党陆军交辎学校技术学员队学习了半年多，同去的还有章文晋、苏哲文、李汇川、丁振崎、马彦生等（现在汽车局的胡亮和本厂的史麟图是第一批学员），后来我被分配到国民党陆军200师的一个团的修理厂，当了约两个月的中尉技术员，以后再没有在国民党军队里待过，更谈不上当国民党校官，我也从来没参加过国民党。

　　我在红十字会被捕出来后，没有及时恢复组织关系，这是我的很大错误。我虽然没有过党的组织生活，但我还是积极靠近党，一直和党内同志在一起工作或有联系，我自己也尽可能为党做一些工作。

　　1946年底，我和苏哲文、张自清等人到东北，其主要目的是找李汇川同学恢复组织关系。李汇川在长春军调小组（党的机构）工作，可到了沈阳后，他已离开长春，我们只能先找工作……解放前，我也努力地接上党的关系，如在上海、南京等，但正值解放前夕，又忙着护厂，保留了一些修理汽车配件等物资，就把恢复组织关系的事耽搁了。

　　解放后，关于我的组织关系问题，我曾问过苏哲文、张式垓和程华明等同志，他们表示需要重新申请入党。以上都是实际情况，下面许多同志对我的情况都是了解的。

　　在最后两页，父亲还详尽列出自己的社会经历，资料里证明人有上百人之多，如章文晋、苏哲文、张自清、李汇川、苏哲文、胡亮、宋镜瀛、丁振崎、程华明、史麟图等。

　　1972年4月16日，母亲历时7个月写完一份12000字，长达13页的申诉材料。在这份为父亲申辩的万言书中，她写到：

　　“关于张世恩问题的处理决定，ZY同志已于1971年9月11日通知了我，结论是及时的，也澄清了一些些主要情况及问题，使我和孩子们感到极大的鼓舞，由衷地感谢党和毛主席的伟大恩情。

　　“但是，据我对张世恩生前情况的了解及对他问题的认识，我觉得对他结论定为‘有重大历史问题，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是不符合他的情况的。我曾于通知我的次日（即1971年9月12日）向ZY同志提出我的意见和看法，并请他向领导汇报，请求核实修改……”

　　母亲还说：“结论中所写张世恩‘经不起考验，跳楼自杀’与‘态度不好，走上自绝于人民的道路’，我是不能同意的。张世恩是否跳楼自杀，我十分怀疑。据说张世恩是从二楼窗口跳出去，这楼离地不高，如从这里跳楼是不会有生命危险的。死时无人通知我去看，他当时情况怎样，我也不知道。

　　直到第四天，我才看到他的尸体，发现四肢、头部等处均无丝毫伤痕（连擦伤都没有），解开衣服才发现在他的右肋下及相关联的后背有大块血红块、淤血。跳楼不伤及四肢和头部，反而伤于胸肋部及后背，这难以理解。

　　根据他不是特务而威逼成特务、叛徒，不是国民党区分部书记而威逼成国民党区分部书记，这样重大的问题强行嫁祸于他的身上，我认为肯定有及其严重的逼供情况。张世恩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或者还有其他情况，我恳请组织彻底查清。”

　　母亲还说：“张世恩解放前积极追求进步，解放后为祖国汽车事业始终兢兢业业，全身心投入。北汽厂从修车到制造汽车配件，从试制井冈山摩托车到试制汽车附件，从试制井冈山小轿车到制造东方红小轿车，还有BJ210、BJ212吉普车等汽车发展历程，每一步都凝聚着他的心血。

　　母亲在申诉材料的结尾恳请党委对父亲的问题进行全面复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