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这是一个改变中国汽车命运的一年。7月,国务院批准在上海建造一条轿车装配线。上海大众首任董事长仇克回忆说:“那一刻我才感到,上海乃至中国的汽车工业真的有希望了!”中国汽车工业奠基者饶斌,时任一机部副部长,当他知道国家计委提出要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准备引进一批装配线时,就建议把引进轿车装配线放在上海,并得到了上海市领导的全力支持。
这两位汽车界的前辈来说,当时心里很清楚,发展轿车工业才能改变中国汽车工业的命运。对“上海轿车项目”,饶斌说过“不要失去良机,要抓紧上”,他倾其全部精力给予支持,后来由于为桑车国产化奔波而不幸病逝在上海。时任上海机电一局副总工程师的翁建新回忆说,饶斌得知国务院批准上海建造一条轿车装配线后,立即和上海市领导通话,并派他们与市领导商量具体实施步骤,商定立即由一机部和上海市政府联合向国务院打报告,决定由一机部汽车总局、上海市机电一局、上海拖汽公司(上汽集团前身)共同起草。8月3日,报告稿经上海市领导审核同意,再经一机部领导审定后,于8月9日由饶斌和陈锦华副市长签发报送李先念副主席[报价 图片]和纪登奎、余秋里、谷牧、康世恩副总理。这就是著名的“关于引进轿车制造技术和改造上海轿车厂的报告”。报告中明确提出,通过引进国外轿车制造技术,提高我国汽车工业的生产制造水平,建议把引进轿车制造技术放在上海,对上海轿车厂进行改造,使之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小轿车制造厂。
今天看来,这份报告具有很高的历史文献价值。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引进轿车技术和规模化生产的概念,提出建设现代化轿车制造企业和选用b级车市场定位等市场化的概念,提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实现中外两利”原则来选取合作伙伴的概念等等,这对我国汽车工业后来的发展,尤其是轿车技术引进和对外合作,都是具有指导意义的基本思路。
8月11日,李先念副主席将这份报告批给余秋里副总理审批。9月13日,余秋里批示同意和外商商谈。
然而,这仅仅是桑车谈判的序曲,帷幕还没拉开。
当时上海汽车工业在国内汽车行业中还排不上号。为了“上海轿车项目”,一位汽车专家盘点了上海汽车企业全况后说,当时上海整体实力不如北京汽车工业,还比不上南京,更不能与一汽、二汽比了。零部件企业尽是弄堂小厂,干轿车显然是勉为其难。有外国专家考察后干脆说,上海汽车企业加起来等于零。但事实上,上海是当时国内惟一能够批量生产轿车的基地。从1958年上海研制出凤凰牌轿车起,到1978年,上海生产轿车一直没有停止,但批量很小,能力一直很低,年产量最高时没有超过3000辆,最低时才几百辆,上海牌轿车累积生产只有1万余辆,生产水平还停留在20世纪50年代的低水平。日本人在看了上海牌轿车生产流水线后不屑一顾地说,这是他们爷爷辈的生产方式!在老上海人的记忆里,轿车是敲出来的。所以,一旦门户打开,才知道什么叫落后,很快就意识到差距在哪里。这就难怪当汽车业的老同志得知国家批准上海上轿车项目时,就会从“引进技术,改造行业”的高度去认识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了。
文革之后的上海同全国一样,正处在百废待兴的特殊时期,汽车业也是这样。时任上海市机电一局局长的蒋涛说,凭上海的经验,这个项目搞成了,对上海工业结构调整、救活汽车业会起到重要作用。这位解放后在任27年的老局长对上海机电工业情况了如指掌,他很自信地说:“只要有机会,凭上海的工业基础与各方面条件,上海没有办不成的事。”不管怎么说,当时“上海轿车项目”是继上海宝钢项目之后最为引人关注的项目。
邓小平同志亲自拍板1978年9月底,一机部先后向外国汽车公司发出邀请电。
很快就有了回复:通用、福特、丰田、日产、奔驰、大众、雷诺、雪铁龙等汽车公司先后派代表团来华商谈。接触之后,外国汽车公司都认为中国轿车工业基础太差,兴趣不大。美国通用公司提出,中方最好用“中外合资经营”的方式进行合作,主管中国汽车业的饶斌认为,此建议很好,但要中央高层才能决定,并转告给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顾明副主任很快向邓副主席作了请示。根据当时的资料记载,邓小平对轿车生产搞中外合资经营表示支持。
不久,上海就成立了引进办公室,进驻武康路390号一幢西式小洋楼,也就在这里,从此上演了长达6年的马拉松式的桑车谈判。一位当年参加谈判的同志开玩笑地说,当年引进办公室调进的一位女打字员刚结婚,当谈判成功时,她的孩子都快上学了。
那么,我们为何选中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又是怎么选中桑塔纳[报价 图片]的呢?
负责谈判项目的蒋涛说,我们在选择合作对象时坚持了以下几条原则:首先是能提供适合我国市场需要的先进车型;其次是能提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科学管理模式,共同建设完整的现代化轿车工业,对方在国际上已具备有较强的竞争力,并能参与商品出口以解决外汇平衡;第三,同意对横向零部件企业提供技术帮助,加快零部件国产化。
对照此原则,当时美国通用公司的建议是,中方生产部分汽车零部件,再由他们提供其余的零部件在中国装配,纳入他们的世界生产体系,日本汽车公司奉行的是“只卖商品,不卖技术”,这些显然是谈不拢的。尽管法国雷诺和雪铁龙积极性都很高,但他们的车型不太适合中国的市场。最后上海才选定惟一愿意既提供最新技术又投入资金的德国大众汽车公司。仇克说,我们要求合作生产的轿车是外方最新款的、能作为公务车和出租车使用的中级车。而在这方面,德国大众同意提供他们正在研制的b级轿车(即后来1982年上市的桑塔纳)。
在采取何种方式与国外合作问题上,仇克认为:“用补偿贸易的方式发展汽车工业是没有前途的,这样既拿不到真正的技术,又得不到所需的资金。”而当时从行业的角度和地方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小平同志的支持无疑为今天轿车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上海的实践证明,这条路走对了:上海通过桑车项目的引进,改造了一个行业,不仅一步跨越了30年,缩短了与国外的差距,而且成了日后上海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